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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书名滴滴司机端封号怎么解封：那个叫世界的地方到底在哪

　　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作者：鲍尔吉·原野

　　内容简介：

　　《那个叫世界的地方到底在哪》是蒙古族散文家鲍尔吉原野的最新散文集滴滴司机端封号怎么解封，全书分为“图瓦大地”“静默草原”“土还有多远”“长城外清香”等八辑。通过对大自然各种美的延续和破坏的描叙滴滴司机端封号怎么解封，来表现对世道人心的探寻、对现代社会的叩问——“那个叫世界的地方到底在哪？”“这个‘世界’还是滴滴司机端封号怎么解封我们所听说的那个‘世界’吗？”“人类究竟要走向何方？”滴滴司机端封号怎么解封，并最终引领读者去找寻自己内心的故乡。其文精微深邃、优美葱茏，透露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云水情怀。

　　作者介绍：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露水旅行》，散文集《原野文库》等著作48部，获国家骏马奖、辽宁文学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内蒙古朵日纳文学奖等，作品收入沪教版，冀教版，鄂教版，蒙教版，人教版大、中、小学课文，读者遍及海内外。

　　书摘正文：

　　第一辑图瓦大地

　　白桦树上的诗篇

　　穆格敦是我在图瓦认识的猎人，他自称是诗人。他灰胡子灰眼睛，说话时眼睛看着你的一切动作，好像你是随时可以飞出笼子的小鸟儿。

　　穆格敦会说十分流利的蒙古话，他说是小时候背诵蒙古史诗《江格尔》时学会的，用词文雅体面。

　　他住的房子是用粗大的松木横着垛成的，在中国东北，这种房子叫“木刻楞”。

　　他说：“你是作家，我是诗人。我们两个相会，像天上的星星走到一起握手一样让人感动。你会向我学到许多珍贵的学问。”

　　“是的。”我回答。

　　“唉！”他叹口气，“我要让你看一样东西，一首诗，它的题目叫《命运》。”

　　穆格敦从木床下面拎出一只桦树皮做的箱子，放在桌子上，刚要打开却停下来，走到窗边，指着远处一棵树说：“就是它。”

　　“它也是诗人吗？”我问。

　　“你的问话很愚蠢，但我原谅你。它是一棵树，这个桦树皮包里装着它的子孙的命运。”

　　那是一棵白桦树，独自长在高处，周围没有其他树，地上开着粉红色的诺门罕樱花。

　　“回头。”他说着，打开了箱子。箱子里装满了金黄的桦树皮，上面写着字。

　　“每片叶子上都写上了字，是我作的诗。”

　　我等他说下去。

　　“你为什么不问后来呢？”穆格敦说。

　　我问他：“你在桦树叶子上写满了诗，后来呢？”

　　“这些诗是用岩山羊的血写上去的，一百年也不会褪色。你知道我写这些诗多不容易？”

　　“创作是艰难的。”

　　“不对，我越看你越不像个作家。创作很容易，创作诗最容易，比吃蔓越橘果实还容易。”

　　“后来呢？”我问。

　　“那时候，这些叶子还长在树上。我不能为了方便我写诗就让它们掉下来。我搬了梯子，在每一片叶子上写满了诗句，我的腿站肿了，胳膊比酸浆果还要酸。”

　　我仿佛看到金黄的桦树叶在枝头飞舞的场景。我问：“你为什么这样做？”

　　穆格敦很高兴我这样问他，说古代的诗人都这样。他左手握一把干枯的树叶，右手拿出一片，念：“德行就是你把喝进嘴里的酒运到身体里的各个地方。”

　　第一辑图瓦大地

　　他抬眼看我，“好诗。”我说。

　　他念：

　　“羚羊的气味在岩石上留下花纹。”

　　“野果因为前生的事情而脸红。”

　　“人心里的诚实，好像海边的盐。”

　　“都是好诗。”我说。

　　他瞟了我一眼：“叶子背面还有字呢，这个—‘下雪前一日，在三棵榆树的脚下，离家一公里。’这个—‘已经穿皮袄了，独贵龙山项的石缝里。’”

　　原来，穆格敦在白桦树的每片叶子上写诗并做了记号，秋天至，风把这些叶子吹走后，他走遍大地一一找回来。他在找回来的树叶的背面再写上地点和气候。

　　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你为树叶找回它们的孩子，找回来后，用树叶在树干上蹭一蹭，它就知道它回家了。”

　　“在霜降的大地上，你眼睛盯着草地，当你发现一片有字的桦树叶时，就知道那是我写的诗，是我要找的叶子。”

　　“有一片叶子飘进了水里，我游过去，十月份，水已经很凉了。但它不是我找的树叶，是楸树的树叶，但我也把它带上了岸。”

　　“最远的地方离这棵树有五公里，我不知道树叶带着我写的诗怎么会走了这么远的路。”

　　“可能有一些树叶被鹿吃掉了，有一些埋在雪里已经腐烂，我还在找它们。”

　　“你题诗的叶子一共多少片？”我问。

　　“九百八十九片，我找到了二百六十一片。”穆格敦笑着说，“如果我在死亡之前能找到七百片树叶，已经很不错了。”

　　大清

　　巴彦伯、托托、杰日玛，另一位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是图瓦国的呼麦歌手。他们让我惊讶的，是每人脑后梳一条鲁迅说的“油光可鉴”的大辫子。

　　呼麦，在图瓦叫“呼美”。如果用“民歌地图”来述说蒙古音乐风格，长调始于锡林郭勒，穿越蒙古国和俄联邦的布里亚特。到达图瓦后，节奏鲜明，韵味趋近高加索。伴奏乐器的弓弦越来越少，弹拨越来越多。他们演唱的歌曲如马蹄踏石，节拍每分钟在一百六十到一百八十下左右。

　　我们约他们拍摄节目，在叶尼塞河边。

　　在这儿，河流由东转向北，在镜头里是蓝色的，又有远山更浅的蓝。他们的演出服是蒙古袍，皮靴足尖上翘（满洲样式），纯银火镰挂腰上，最豪洒的是他们的辫子。在中国，见不到辫子了，大姑娘都不梳。

　　我怕冒昧，还是发问：“你们的发式……”

　　“大清发式。”巴彦伯自豪地回答。

　　两鬓剃除，余留成辫，清朝官民皆如此，这会儿见到了真人。见到便想到，男人要是衰老，白发脱发，从辫子上一眼就看出弱，难怪李鸿章爱戴一条假辫儿。

　　他们唱，我们录。呼麦，是一个人哼唱两个旋律，还当别人演唱的背景音乐，类似长笛、圆号或低音提琴的音效，当乐队用。当然他们有乐器。我边听边想，这种演唱其实可以赚大钱。他们说去过纽约和伦敦，没赚到什么钱。夏季，他们每人每天的演唱收入平均不到人民币五元钱。其他季节没游客，也就没收入。

　　有经纪人吗？他们说有，罗伯特·休，图瓦唯一的美国人。

　　演唱休息，托托对我说：“我们崇拜大清。”

　　我不知该怎么说，问：“是清朝吗？”

　　“对。”巴彦伯眼里燃起神往的光彩，“大清，一个谦逊的帝国，了不起。”

　　我按说比他们了解大清，至少电视剧看得多，但这个话题让我不知说什么好。十八世纪，图瓦曾是大清版图的一部分。

　　“你们对大清的美好印象，能说出一个例子吗？”

　　“谷歌。”巴彦伯竖起右手大拇指。

　　谷歌，他们上网搜索大清？

　　杰日玛纠正：“故宫。”

　　“也许是。”巴彦伯说，“多么大的院子啊！铺满了青砖，一万名官员下跪，‘扎！’是真正的帝国，俄国人只会武力。”他竖起小拇指，再把指甲弹一下，像剔鼻涕渣。

　　“你们怎么了解大清的？”

　　“太爷说过的。”巴彦伯说。

　　“图瓦人留辫子的多吗？”

　　“过去的老人，偏僻地方的人现在留辫子。”

　　巴彦伯说，图瓦人的辫子是跟满洲人（满族人）学的，出自萨满原典。辫子在头顶，代表灵魂。阵亡的满洲人要是带不回尸体，他的辫子也能入祖坟。两鬓剃发，是让太阳光照在太阳穴上。满洲人认为，辫子地位最高，不可污损，男人没辫子等于没灵魂。

　　这时，一个欧洲人走进帐篷，是休，刀脸，淡黄的眉毛近于乌有，裤子上有七八十个洞，露着肉和汗毛。录制节目没有告诉他，他很不满意，说，这个节目如果录了，中国市场就没了。

　　歌手说没关系，中国是大清的故乡。

　　休说，如果他们非要录，合约中香港、台湾的演出将取消。

　　他们说香港、台湾不值一提，北京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故宫。

　　休气愤地挤眼，再挤眼，转身走了。

　　巍峨的金銮殿，红宫墙的黄琉璃瓦，男人化装成女人唱戏—这是巴彦伯心中的北京，他在纽约唐人街图片上看到的。

　　“我们能去北京吗？”

　　制片人说：“能，太能了。北京欢迎你们。”

　　欢迎这个词让他们不好意思。他们互相看，互相不好意思。在图瓦，词是词本来的意思，不随便说。“欢迎”让他们感到自己矮小。最后唱一首歌是《大清啊大清》。

　　“宫殿的檐角隐现在云端，它的名声人人啊知道。火焰珊瑚堆成假山，路旁生长椰枣和肉桂树，老虎在大街上睡着了。大清啊大清，万国向你致敬。大清啊大清，走在你的土地上，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歌词翻译过来，我止不住大笑。这哪是大清啊？康熙皇帝没听过这个歌真是可惜。歌手们脸上诚挚的表情在说：一个王朝的美不容怀疑。这个歌唱一百多年了，大人小孩都相信珊瑚的假山、肉桂树、老虎在大街上睡觉。

　　我给别人讲图瓦男人留辫子的事，他们不信，更不信南西伯利亚的图瓦人怀想大清。有一次，央视国际新闻播出最后一条，普京领两个女儿到图瓦度假，画面上，普京坐在篝火边，身旁是巴彦伯和托托。

　　我起身指着电视喊：“巴彦伯，辫子！”

　　家里人吓了一跳。留辫子的巴彦伯们两秒钟就消失了，但被我看到。他们唱歌，普京儿童式的表情里微含嘲弄。歌手也许正唱《大清啊大清》，没人告诉普京，图瓦人厌恶俄国，喜欢大清。

　　对岸的云彩

　　对岸的云彩

　　我写作不怎么使用“美丽”这个词，觉得它是给偷懒者或儿童用的。可是，看到从克孜勒城北面流过的安加拉河的时候，我心里浮现的词就是“美丽”。

　　对河水而言，“美丽”说河面的温柔丰腴，水鸟追着河水飞翔。杨树倒映在水面，看得清叶子背面的灰。河怕扰乱杨树映象，似乎停流，水面浮走的水泡证明它还在行进。野花十几朵挤在一起摇摆，开成圆筒粉花的风信子，细碎微紫的马钱花，黄而疲倦的月见草花，在岸边伸长颈子观察河水。河水保持着荒凉中的洁净。

　　九十九条河流注入贝加尔湖，只有安加拉一条流出。它汇合叶尼塞河投奔北冰洋。当地传说，安加拉是贝加尔湖宠坏的女儿，与小伙子叶尼塞私奔了。

　　我在安加拉河边跑步，脚下是石板、草地或沙滩。跑五公里，到—我也不知这叫什么地方—还在河边，歇息。左面一座高崖，像城墙垒到河边后停工。对岸有一处铁道线，偶过蒸汽机车，烟气纠结不散，白得晃眼，像被天空遗弃的私生子云。

　　仰卧起坐中发现，崖上坐一位姑娘，俄罗斯人，而不是常见的图瓦人。她象牙色的长裙从膝头垂盖草丛，身边蹲一只黄狗。在旷野里见到一位姑娘，思绪被她牵制，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做一组这个看一眼她，做一组那个再看，后来索性不活动，看她。因为是早晨，河面的风吹得她的金发微微颤动，她不时把裙子拎起来掖在腿中间。这时，对面一列火车开过来，黑色的货车。姑娘猛地举起一束花（她手里竟有花束），举得高高的，左右摇摆。火车传来汽笛声。

　　姑娘花束，火车汽笛，中间隔着温柔的安加拉河。我几乎要赞颂，这是意大利电影才有的浪漫。

　　火车驶远，变小，姑娘举花束的胳膊慢慢落下，黄狗冲火车叫个没完，嫉妒。

　　我回转到宾馆，其实整整一天，脑子里都在还原这个场景。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在河边又看到此景。不同的是，第三天姑娘换了一条天蓝色的裙子。

　　我原本想登上高崖，路很远。高崖是凸凹的页岩，像中国人说的龙，越近河岸越高，姑娘在龙头上。我在下面仰望吧。

　　姑娘向火车挥动花束，汽笛回应。花束每天都不一样，紫穗的苋草，橙色的秋萝，菊花般的铁线莲。西伯利亚的野花太多了，采不完。

　　第三天，我边走边回头看姑娘，竟走进羊群里，吓了一跳。一个图瓦人赶着羊群来到河边，他头上包裹义和团式的红头巾。我对他笑，他回笑。

　　我指指崖上的姑娘。

　　牧羊人：“唉，她是瞎子。”

　　“她不是每天向火车挥手吗？”

　　“噢，”他瞥一眼对岸，“开火车的是她相好，当兵的。我见过他们在一起。军人，不一定哪天就走了。”

　　他用牧羊鞭指前面：“你顺着这条小道从崖下绕过去，在桥边，就见到姑娘了，那是她的必经之路。”

　　我来到桥边，不知为什么，心“怦怦”跳起来。想到她是盲人，安稳点儿。说着，姑娘走过来，手牵黄狗，手臂伸挡眼前的树枝。她走得那么骄傲，双眼在眼窝里闭着，脸上有笑意。我屏息，像仪仗队员一样挺直身子，怕她发现。姑娘走远，红地儿白花的裙子从草丛一路扫过。盲人向火车挥动花束，她怎么采到那么多好看的花呢？

　　早起，我跑到河边，姑娘已经在崖上，穿一身白衣裙。时间到了，该死的火车还没来。

　　过了半个多小时，火车从地平线出现，是一列绿色的客车，不是黑皮货车。车声渐大，姑娘站起来挥动花束，这捧花比昨天更鲜艳。她挥动，不停地挥动，火车一声不吭跑远。

　　姑娘站着，花束贴胸前，看不到她的脸。黄狗朝绿色的客车怒吠，像骂它忘恩负义。

　　西伯利亚的火车，不一定按时刻行驶，车次也不固定。那个当兵的如果不走，应该让姑娘知道才好，这只是我的想法。后面两天，绿客车天天开过来，不向花束鸣笛，姑娘在火车开走后站立很久。

　　离开克孜勒那天，别人午睡，我来到高崖上。这一块青石姑娘坐过，下面的青草依偎在她裙边。地上，躺几束枯萎的花束。我拿起一束，迟疑地向空旷的对岸摇一摇，没回应，云彩若无其事地堆积在对岸。摇动中，干枯的花瓣洒落在青石上。

　　甘丹寺的燕子

　　燕子，挺着白色的胸脯，在雨前凝滞的空气中滑翔，离地面越来越低。艳阳天，它们不知在哪里。

　　燕子，骄傲又轻盈，恰是少女的特征。在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我见到一只通灵的燕子。虽然有人说燕子全都通灵，但这只燕子有故事。

　　甘丹寺在乌兰乌德郊区，寺旁密生黄皮的樟子松，夕阳从树缝射入，它们披挂黄金的流苏，倚靠黄绿两色的庙宇琉璃瓦，真是脱俗。

　　“如果你秋天到这里来，”住持强丹巴说，“树林像包上了金箔。再往后，白雪盖在上面更好看。”

　　第二次进庙是录一首梵呗。布里亚特蒙古语的喇嘛唱诵，述说人行善得到的从第一到第八十一种好处，生动甚至风趣；多声部，石磬伴奏，和声跟樟子松的香气好像有神秘联系。

　　大殿上，高大的佛菩萨像从西藏和印度运来，无数铜碗燃亮酥油灯。

　　强丹巴看一眼手表：“一会儿诵大悲咒，燕子就来了。”

　　“燕子听经？”

　　“对。”强丹巴说，“这个燕子不是每天来，初一、十五肯定来，有时住在殿里。村民把家里的酥油灯送进庙里，燕子给他们点灯。”

　　“点灯？”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看，这是灯，灯芯在这儿，对吧？村里人把灯放在佛前，喇嘛用火柴把它点着，对吧？”

　　“对。”

　　“这时候燕子从梁上飞下来，喙在这个灯的火上啄一下，放在那灯上，火上有油。特别快，不快就烧着燕子了。酥油灯就点着了，可好了。”

　　身披绛红大氅的喇嘛陆陆续续进殿，落座。

　　他说：“燕子该来了。我给它起名叫‘卓拉’，意思是佛灯开的花。你听过大悲咒吗？知道词吗？”

　　“听过。”我扭捏一下，“记不住词。”

　　“噢，没关系。其中有一句词燕子随诵，一会儿你听。”

　　螺号声起，强丹巴领诵，众喇嘛齐诵大悲咒。深浑的低音伴随高低错落的梵语经文，声音吐露无畏纯真。每次听闻，我悉有泪涌。经诵到第二句的时候，一只燕子悄然飞落在梁上，俯首。我想起燕子随诵一事，看，燕子中间好像张一下嘴，我分不清是哪句。燕子在第二遍和第三遍诵经中都张一下嘴。

　　结束，强丹巴问：“听到燕子念经了吧？”

　　我老实说：“没听到，它好像张一下嘴。”

　　“对的。大悲咒开始：南无，哈辣达奈，多辣亚耶，南无，窝力耶，婆卢揭帝，索波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安。”

　　强丹巴停下来，认真地说：“这是第十二句，安。这时候，燕子张嘴叫：安。”

　　“它懂经文？”

　　“懂，能说的就这一句。这个燕子还救过我的命呢。”强丹巴说。

　　甘丹寺早先没这么好，只有几间旧僧舍。强丹巴自个儿在这儿修行。他每诵大悲咒，燕子卓拉就飞来，他们那个时候认识的。

　　一天，强丹巴病了，躺了几天几夜。他要睡，枕边的燕子啄他眼皮，怕他死了，不让睡。后来，强丹巴把僧衣剪下一小条，写上字，对燕子说：“卓拉，你可怜我，就把这个红布条送到莲花寺住持僧格那里。”燕子衔着布条飞走了。不久，莲花寺的僧格骑马来到，吃了僧格的药，强丹巴病好了。

　　强丹巴说：“动物啊，草木啊，都有灵。你用好念头对它，它就对你好，这是常识。”

　　他说这是“常识”，我却惊讶。我们说话的时候，燕子卓拉在梁上一直露着小脑袋听。强丹巴看它，说：“我诵大悲咒，你注意听第十二句。”

　　“南无，哈辣达奈……安。”

　　燕子张嘴出声，像“啊”。真乃如此。诵毕，我问大悲咒经文是什么含义？

　　“除去一句，都是菩萨的名字啊。”

　　燕子点头，飞出殿外。

　　花朵开的花

　　我爸说，东部蒙古人原来与后来都信仰萨满教，确认天地万物都有切实的灵魂。“波”这个词，为通古斯语族所共用，指萨满教的巫师。蒙古、鄂温克、布里亚特、满族都如此称谓。

　　在贝加尔东岸，我见到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波”。

　　在一座刚建好的喇嘛庙，雪花石栏础和台阶两侧放满信众放的钱币，银光闪闪。停车场上，一个人盯着我看。他有着突厥人的脸—宽脸扁鼻、高颧细眼，这是中国人所认为的蒙古人的长相。他前胸一面明亮的铜镜，用绳挂在脖颈上。

　　我对他躬身施礼，他没理。我改致帽檐礼，他点头，说：“中国海拉尔地方乌里根河的人，都长着你这样的相貌。这是蒙古人标准长相的一种，朝花可汗的子孙。”

　　我有受宠的感觉。我近世祖正是朝花可汗，但我没去过乌里根河。

　　我问他铜镜。

　　边上一个人（后知是警察局局长）说：“他是波。”

　　波—他的名字叫尼玛，留给我地址，几乎命令我明早去他家里。

　　尼玛的家盖在山顶上，屋顶有汉地庙宇的飞檐，在一片木板搭建的贫民窟中露出显赫。尼玛对摄制组的灯光、机器毫不陌生，领我们进入做法事的厅堂。

　　他的法帽如清朝的官帽，戴上，开始作法。尼玛身后是一幅朝暾出海的彩画，印刷品。上方挂他母亲的照片，两侧挂滚金蟠龙立轴。在图瓦常常遇到龙的形象，这是清朝留下的印记。他们的语言中有“大清”这个词，指清朝。他为来自蒙古国东方省的妇女龙棠占卜。龙棠在一张白纸上写字，尼玛放进白碟子里烧掉。尼玛探究灰烬的形状和碟子上留下的烧痕，说：“你的羊群并没有丢失，头羊的灵魂飞走了，所以羊群躲在你家东南方向的山坳里。”

　　这些话是翻译过来的，我不懂布里亚特语。

　　做法事时，一个姑娘手把着门框向里看。她也就二十岁，脸很白，眉眼迷惑，挺着小小的胸脯。她叫其其格玛，龙棠的女儿。

　　我们录制这一切。

　　尼玛让我报上生辰八字。

　　他看过，说（翻译译出大概）：“你是黄金家族后裔。16世纪，你的祖先来过布里亚特，后来到了蒙古国北部，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和我爸说的一样）。你的一位直系祖先在这里给人们治病，病死在荒野里（我爸没说过）。他时时刻刻想回去，他知道你来了（我开始紧张），他快要到了，在路上……”

　　划船者

　　尼玛说祖先到此，对我有一点点危险。比如，不排除借我的躯体返回内蒙古这种可能。尼玛说：“别急，我劝他回去。”

　　他让我高举一碗奶茶，在激烈的鼓声里垂首默祷祖先安适。尼玛的导引词说：回去吧，喝下这碗奶茶，回到你住的森林里去。你的子孙很好，他将健康地在漫长的岁月中增添家族的荣耀。

　　我举碗的手越来越抖，想到祖先为这里的人民舍命荒野，不觉泪爬两颊，擦不得，吸进鼻腔。

　　“回去了，你的祖先。”尼玛松了一口气，擦汗。我送他钱，尼玛坚决不受。倚在门框的其其格玛抽泣着，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出去跟她说会儿话。她是乔巴山市的小学英语教员，请求我别说英语。她说得不好，我压根儿不会。我们用蒙古语对话，但蒙古国的词汇对我来说很陌生。后来干脆用手语。

　　其其格玛了解我的情况。

　　她“问”（用手比画）：白胡须老汉和佝偻老太太怎么样？这是问我父母。

　　我说他们很好，没胡子也不佝偻。

　　她“问”：你一个枕头睡觉还是两个枕头睡觉？

　　我答：两个枕头，结婚了。

　　她“问”：你小孩？手比膝盖下。

　　我答：小孩像我这么高，在北京。

　　她知道北京，问小孩在那里做什么。

　　我说“读粗学”。这是口误，蒙古语“粗”和“大”有时是一个词，读大学。

　　她表示在北京读大学了不起，跟在伦敦、纽约一样。

　　“宝日吉根（鲍尔吉），”尼玛喊我，“端奶茶。你的祖先又来一位看你，他是一个军官，骑马来的……”

　　尼玛祈祷，我敬茶。

　　“军官回去了，现在一切平安。”他快活地点燃一支烟。

　　我们喝茶交谈，等司机过来。

　　一个军官大步进屋，手指着我和尼玛说话，态度激烈。窗外有一匹马和一群狼狗。我心收紧，十六世纪的祖先们包括军官不都回家了吗？怎么又来了？

　　两人争辩，手势强硬，不时看我，显然与我相关。我不知躲起来还是待在这里，其其格玛泪流得更多。

　　我问翻译怎么回事。他狠狠地说：“你最好别说话。”

　　突然静下来，军官走了。“波”—尼玛显然很扫兴，也走了。其其格玛的母亲龙棠对我摇摇头，走了。

　　我说走吧。外边来一个男人拦住我，他抱着其其格玛的肩膀，说一番话，示意翻译。

　　翻译说：“你站到这里。”

　　我和其其格玛面对面站着。

　　翻译：“宝日吉根，你愿意娶其其格玛为妻吗？在这里和她生活。”

　　我不知所云，看每个人的脸都不像开玩笑。其其格玛焦虑地看着我。

　　“快回答。”

　　“我……”我说，“我早就结婚了。我……”

　　“说娶还是不娶。”

　　原来其其格玛有意于我，军官是前来相看的人，对我没看好，尼玛为我辩解。

　　“不娶。”

　　“不娶谁？”

　　“我不娶其其格玛为妻。”

　　没等翻译，其其格玛从我脸上已得到答案，泪珠一颗颗滚落。

　　接下来，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了，大家劝其其格玛，她摇头，哭。

　　我们悄悄地收拾三脚架、灯和摄像机，走出屋。我前腿刚迈上车，被人拽下来了，其其格玛。她抱着我胳膊，攒泪的眼睛看我的脸，我闭上眼睛。

　　其其格玛被拉走，车开了。爱情？看来真的有爱情。一个女孩子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爱上我，我对“爱情”产生敬畏。这么多年稀里糊涂，没把这事当回事。想起别人拉她走，她转头一望的样子，我竟落泪，不知为谁而哭。很多年前，有人说我是个傻子。是的，我是个傻子。

　　其其格玛，蒙古语意思是花朵。

　　划船者

　　姜嘎这个名字来自史诗《江格尔》，力大无穷的英雄江格尔，在南西伯利亚的图瓦共和国，读音变成了“姜嘎”。在内蒙古东部，也有人取“江格尔”为名，读音是“景嘎”。

　　姜嘎每天上午十点到宾馆来—宾馆在清澈的安吉拉河的南面，是国宾馆。虽说是国宾馆，房子却很小。走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墙上挂着大幅油画，整个宾馆只有二十多个房间。一些国家的元首来图瓦，比如芬兰总统和德国的女总理到访，都住在这里。现在宾馆里只住两个人—我，另一位是身穿阿拉伯长袍，戴紫红色独眼眼罩的人。

　　姜嘎二十五岁，弯弯的眉毛像镰刀罩在黄眼睛上，脸像北京烤鸭那么红而亮，他是我雇来的向导和翻译。昨天，他研究我喝的绿茶。我信口说：“好茶，一枪一旗，次之一枪两旗，再次一枪三旗。”

　　他说：“你这样说起来，茶很像京剧里的武将了。”

　　我惊讶地说：“噢，你知道得太多了，锵锵锵锵，七东锵。武将。”

　　“但是，”他说，“武将插的旗多官才大，龙井茶叶是旗少官大。”

　　姜嘎用手拎一拎肚子上虚拟的蟒带，他什么都知道。我见过好几个外国人比我更了解中国，互联网拆除了成千上万的墙。

　　他端着我的玻璃杯观察浮起的龙井茶叶，发现了一个一枪三旗的芽：“看，它是大官。可以送给我吗？”

　　我取杯子，把“大官”放进去，泡上水。姜嘎不让我添别的茶叶，只喝“大官”。

　　我们今天去呼斯腾湖，姜嘎说那里有红脑袋、绿身子的小鸟，还有会唱歌的鱼。

　　“是鱼还是海豚？”我问。

　　“鱼。”他模仿鱼的歌声，听上去比人唱得还好。

　　倒映在湖水里带细波纹的白桦树，看着比岸上更静谧。开满红花的湖岸如玛瑙的腰带束住了湖水，如列维坦的油画。在呼斯腾湖边，几乎每一株草都开着花，可能跟现在是六月份有关，人脚踩下去生怕踩到花身上。南风吹来沁骨的凉意，带着森林里腐殖质的气味。

　　姜嘎对着湖面唱起了低沉的呼麦，三个乐句，回环唱。他告诉我：“快了，鱼听到我的呼麦就要浮到水面上唱歌了，但它要钻进对岸横在水里的榆树的树洞里唱歌。”

　　我们等鱼出来唱歌，还有红脑袋绿身子的小鸟。“这么好的东西不会说来就来，这和天气与它们的心情有关，所以我们要耐心等。”姜嘎说。

　　说实话，我不太相信世上有会唱歌的鱼，就像我不信世上有会唱歌的树和玻璃，姑且听之信之。在图瓦，神话、民间故事和现实是可以混淆的。

　　我们从湖边绕过去，穿过一米多高、开蓝花的马兰。一棵胸径两米多的大榆树倒地腐烂了，一半倒在水里，上面有蜂窝、鸟巢和蚁穴，结满蛛网和树胶。露出水面的树洞边上飘着野枣的小黄花。

　　“呜～哇哇，嘀哩哩，呜！”湖面传来这样的歌声。

　　“鱼来了。”我说。

　　姜嘎摇摇头，他闭着眼睛倾听辨别。我已经看到，远处有人坐在岸边的船上，吹一根苇笛，他长着浓密的胡子，最奇怪的是手上好像戴着镣铐。

　　“可能是鱼，但声音像另外一条鱼。”姜嘎仍然闭着眼辨析歌声。

　　“是的。”我说，“鱼长着胡子。”

　　“长胡子？”姜嘎吃惊地睁开眼睛。我手指小船。

　　“噢。”他点点头，“听说过，囚犯。”

　　“囚犯？关在船上？”我不解。

　　姜嘎笑了，说：“你们中国的囚犯都关在监狱里吧？我们不是这样。这个人杀了他的狗，被判划三年船。”

　　“杀狗是犯罪吗？”我问。

　　“不是这样。他叫叶戈尔，他有个小孩子放在摇篮里，然后他进山里采野蜂蜜。一只豺进了他的家，要把小孩子叼走。叶戈尔的狗和豺搏斗，豺和狗的身上都受伤了，但小孩没有死，狗把他拖进柴火里藏起来。豺跑了，狗坐在门口迎接叶戈尔，它已经站不起来了。叶戈尔回家，看到摇篮里空了，地上全是血，狗的嘴巴也是血。他以为狗吃了他的独生子，就把狗杀了。后来，他在柴火里发现了小孩，后悔了，去首都克孜勒自首，请法院惩罚他，送到树林里伐木也行，上山搬石头也行。法官们想了好几天，判决他戴着镣铐在这个湖里划三年船，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我们走近，见这个囚犯很年轻，也就二十多岁，脸包在胡子里，露出的双眼很清澈。他用双桨划一个小铁船，船用铁链子系在岸边的核桃树上。他一下一下划，水波从他桨下荡过，船原地不动。

　　我向他摆摆手。姜嘎说：“别招手，也别和他说话，会打扰他服刑。”

　　金道钉

　　“那么，”我问，“原地划船对他的罪行有怎样的救赎呢？”姜嘎说：“法官已经告诉他，划船的时候要想着那只狗，他的罪是不了解情况就乱杀，伤害了狗的善良。”

　　“他想了吗？”

　　“肯定想了，你看他眼睛多后悔。”

　　囚犯听到这话垂下眼帘，他手铐的长铁链挂在脖子上。

　　划呀，划。周围是湖水和森林，他真是太孤独了。我问：“有人监督他吗？”

　　“没有，监督他不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吗？”

　　“他偷懒吗？”我又问。

　　“不会，哪有那样的人？你已经犯罪了，怎么能不好好悔罪呢？他天天都来这里划船服刑。下雨天，闪电雷鸣，有人看见他还在这里划船。”

　　“每天划多长时间？”

　　“一上午。”

　　“划船的时候可以吹苇笛吗?”

　　“可以，唱歌什么都可以，只要不离开这条船。心里悔罪，干什么都可以。他原来不会吹这个苇笛，是最近学的嘛。”

　　“划完船回家吗？”

　　“回家。放羊，采蜂蜜。”

　　“那条狗很可怜。”

　　“就是，真可怜。别说话，你看—”

　　一对红脑袋、绿身子的小鸟从水面飞过，听声如“葫芦～”。囚犯在岸边奋力划桨，他的前额鼻梁晒成了紫檀色，没系拢的亚麻上衣领口露出发达的胸肌。

　　这时，远远走来穿白色阿拉伯长袍的人，手里拎着壶。

　　“看到没有？”姜嘎指着他，“这是个阿拉伯富翁，不知在哪里听说这件事，来这里，每天中午给囚犯送一顿饭。他的眼睛去年被一只狗熊幼仔给抓瞎了，他叫艾赫迈德。”

　　艾赫迈德蹒跚走着，他手里除了装清水的铜壶，还有一根树枝，枝上挂满了鲜艳的黄杏。

　　婚礼记

　　在炎热的六月，我身穿黑水獭皮滚边的海青缎面皮袍子，头戴高耸的羊羔皮帽，脖子上涂的香料令人晕眩。我满脸淌汗，端酒杯与陌生人对饮，向他们行鞠躬礼—这不是梦境，是去年的一场经历—身旁，是我的“新娘”阿季阿兰。我总算把她的名字记住了。

　　这个巨大的白帆布帐篷，能装五十多人，没桌椅，熟肉堆在地面塑料布上。使用固体酒精勾兑的酒在饮马石槽里荡漾，随便取饮。

　　我的“婚礼”，实为阿季阿兰的婚礼，地点是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乡下的草原。

　　事情是这样的。为做一档电视节目，我们一行人围绕贝加尔湖，寻找蒙古文化的遗音。昨天，于乌兰乌德市兵分两路，我和摄像师占布拉搭一辆卡车前往湖边的塔布。司机谢尔盖是俄罗斯小伙子，已经醉醺醺。车上，占布拉（兼翻译，而我约能听懂一点点布里亚特语）向司机炫耀中国的富裕：“我们一幢楼比你们五幢楼叠起来还高（这里多为二三层楼），我们的电视有五十个频道，我们吃肯德基都吃腻了，我们……”我暗示占布拉换话题，他可能太想念祖国而滔滔不绝。终于，司机停车，绕过车头开右边车门，让我们下去。

　　我道歉并提出加钱，司机不屑，把二十美元车费和中国产清凉油扔地上，拽我们下车，说：“傲慢的中国人，你们有钱，但没有森林和正直的心灵。”

　　司机—带着正直的心灵把这辆吉斯牌卡车开向远方，我们像两只蚂蚁被丢弃在南西伯利亚。我痛斥占布拉的愚蠢，告诉他，中国人刚富几年？穷人乍富，显摆啥？该！可是，这条路还有车过吗？

　　“写遗书吧，在咱俩变成木乃伊之前。”我说。

　　占布拉以比蚊子还尖细的声音回答：“摄像机还在卡车上。”

　　该！还管什么摄像机，我想应该去寻找村庄。如果没村庄等着我们，就只有死亡等我们。我和占布拉的手机都没办国际漫游，联系不上剧组。该！

　　我从风中的气味判断西南方向应该是森林的边缘，果然走出了森林，用两个小时。占布拉提出休息，我说，你不断思考自己所犯罪孽就不累了。又走了一小时，遇见草场，绿汪汪的点缀着鲜花，有没有人？占布拉说：“多美！要有摄像机就好了。”蠢货，还是不累。

　　走着，大脑和腿都麻木了，突然见到前面说的冒炊烟的大白帐篷，人头攒动，衣服鲜艳，像一场婚礼。

　　走近，我们伸出双手—人其实都有乞讨的本能—给我们吃的、喝的、睡觉的床铺吧！

　　人们端来矿泉水和洋葱抓饭。这时，一位威严的长者用手势阻止。长者蓄油亮的黑胡须，目光锐利，披一件阿富汗总理卡尔扎伊式的长袍，问了我们姓名，来干什么，然后叫身边的人（名海日苏）带我去换衣服。

　　换衣服？吃饭或者说乞讨难道要换衣服？海日苏告诉我：“呼伦巴雅尔（长者）说你相貌端方，有尊贵的‘鲍尔吉’姓氏，是伟大的成吉思可汗的后代。他决定选你做他的女婿，今天的新郎。”

　　啊？我问是不是玩笑，海日苏答不是。我又问：“原来的新郎呢？”他答：“等他等了五六个小时，不等了。”

　　不等了？难道这是看电影吗？我想了想，这是一场婚礼，并且是一次婚姻。谢绝？我的消化系统发出呐喊：不！不应该轻易说不，而说“耶！”

　　我换上华丽的新郎礼服，吃之喝之。“新娘”阿季阿兰，恐怕只有十九岁，但已很丰满，眼梢嘴角都上翘，蛮美类型。她对我似乎很满意。在众人的怂恿下—俄国婚俗，大家喊“苦啊”，新人接吻—我和她接了二十多个吻。我成为“新郎”，把占布拉乐坏了。他给我梳头，不断往我嘴里塞口香糖。而我，手端镂刻花纹的银酒杯，挨个儿看眼前淳朴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他们眯着眼，面黝黑，眼睛带着笑意。他们祖先里面到达中国的人，被清朝皇帝赐名为“巴尔虎人”（虎旗军）。我在想，我已有妻，在中国；在此又得到一位比我女儿年龄还要小的媳妇儿，怎么办？这里的文化没有“怎么办”以及“以后怎么办”，淳朴和当下欢乐是生活的全部内容。我曾问海日苏，我和新娘要入洞房吗？他答是的，生出很多孩子。难怪阿季阿兰对我眼波烁烁，那是对三个，不，六个孩子的期待。

　　别了，祖国的亲人，闲暇来布里亚特草原找我吧，带上中国的好东西给孩子们。好了，就这么办！我把心念刚转过来，又有事情发生—新郎出现了。猜猜他是谁？司机谢尔盖。

　　他换上一身新西装，与呼伦巴雅尔（我今天的岳父）阿季阿兰（我未进洞房的新娘）激烈争执。谢尔盖！是你把我们扔在森林，又因为酗酒迟到而失去新郎的资格，该！现在来抢我的新娘，呸！

　　人们静下来，谢尔盖阴沉沉走过来，说要和我决斗。呼伦巴雅尔、阿季阿兰和所有人都看我们俩，看不出他们希望谁赢，这是他们的文化。我想了想，还是认输吧，能打过他吗？但内心的基因说不能说不。我把袍子脱掉，表示开始。袍子、酒以及不知什么东西起了作用，总之奇迹发生。小时候我跟一个回民练过摔跤。此刻，我用手别子摔倒这个吃瘪新郎，又以“德和勒”再次把他摔趴下。人们雀跃，把新郎袍子披在我身上。

　　这一刻，我完全清醒了，发表演说让占布拉翻译：“在这个帐篷里，我远离了森林死神的召唤，得到你们美好的款待并荣幸地成了‘新郎’。但我想念我的家，我要回家……来，祝福谢尔盖和阿季阿兰成为夫妻吧，生一百个孩子……”

　　原以为，我这番话会招来一顿殴打，不，是一片掌声，像敬重一位绅士。我把袍子披在谢尔盖肩上，把羊羔皮帽子扣在他的金发上，之后，我醉累交加，倒地不醒。

　　次日黎明，占布拉叫起我，我们登上谢尔盖的吉斯牌卡车。占布拉抱着摄像机赞美眼前的一切。谢尔盖表情甜蜜。上车前，阿季阿兰拉着我的袖子说：“你才是我想得到的新郎，你还会来吗？”

　　我说：“可能不会来了。”

　　“别这么说，会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神奇。”

　　但愿如此。汽车向塔布开去。

　　金道钉

　　“你不反对的话，”罗伯特·休举起手里的啤酒罐对我说，“再来两个。”

　　俄联邦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出售和饮用酒精饮料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到十点，这在图瓦也不例外。

　　休，作为在图瓦定居的唯一的美国人，说他了解许多图瓦的故事。我花四百卢布请他喝了六罐啤酒后，他开始透露故事。

　　“你知道，”这是休的开场白，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图瓦人讨厌俄国人，没办法，打不过他们。十六世纪中叶，沙俄吞并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汗国之后进攻西伯利亚。1581年9月10日，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人的乌合之众朝这里进发……”

　　休仰脖灌啤酒。他似乎做过特殊的喉部手术，几乎不咽，四百五十四毫升啤酒就流入肚子。他善于记忆历史事件的时间。有人说休是个骗子，我看不出。讲述历史时，他的眼珠在眼眶里痛苦地搜索。

　　“再来两罐。”休示意服务员。

　　服务员摇摇头。

　　“到时间了。”休说，“总之，我明天带你去见一个人，不需要礼物。你会看到一件神奇的东西。如果幸运的话，你也许被允许伸手摸一摸。但是，绝对不许拍照。”

　　第二天，我坐上休的车，沿贝加尔湖向库切行去。他的车如同一支摇滚乐队，似乎所有的螺丝都没拧紧，噼啪乱响，但不妨碍行驶。休的话几乎都是对车说的：“闭嘴！你这个倒霉的化油器。还有你，磨合器，你总是带头捣乱。我的车……闭嘴！手刹车……不是一辆车，是图瓦人丢弃的日本二手垃圾的博览会，它们是一群罪犯。行了，后轴。告诉你，这部车会突然自动刹车，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这样的事，过去我也没听过。”

　　就这样，在休对车的谩骂中，我们来到目的地—一个埃文基人住的撮罗子，它的外表像一顶松树皮做的尖帽子。进入，树皮连着二十厘米的原木。里面约有十平方米，熊皮垫子上坐一位目光炯炯的老者。

　　休介绍：“这是九十二岁的雅库克·金。”

　　灵魂潜入向日葵

　　金上唇和下巴的胡须分为四撇，如螃蟹伸腿。他的眉毛像某一品种的狗那样浓浓地覆盖眼睛。我看他也就六十岁，面色红润，手背的皮还不松弛。

　　“中国人来听故事了。金，讲吧。”

　　金捻自己的胡子，像从哪里寻找灵感。他用蒙古语断断续续地说：“我是金。冬天出生。那天，一只狍子钻到这里，此后，我管这只狍子叫哥哥。这个摇篮（他吹上面的土）是我和我父亲出生后住过的地方。这个撮罗子，斯特罗加诺夫曾经来过，他是沙皇伊凡四世的密友。我太爷的名字叫安加拉，以河为名。”

　　休向他讲一通图瓦语。

　　金说：“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在1916年修好的，用了二十四年时间，全长七千千米。它破坏了我们的家园，带来了俄国人的骚味。所有人都知道，俄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带去堕落。”

　　休插话。

　　“是的，我恨俄国人，但今天不说这个。中国人，你想听什么故事？天鹅和雪狼私通生下一头鹿，下雪的时候，智慧从人的脚底下传到脑子里……”

　　休打断，金不以为然，两人争辩。最后，金点点头。“中国人，这才是故事的开始。母狗养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完后，上面有一根道钉是纯金做的。沙皇亲自把它安在铁轨上，当当敲了两下，金道钉像长了腿一样钻进去，牢牢地固定在铁轨上。”

　　休鼓掌，向我眨眼，我也鼓了几下。

　　“后来，我们开始找这颗金道钉。天啊，我们的祖先不知有多少人为了这颗金道钉冻死在风雪里，饿死的更多。他们走过勒拿河流域、切尔斯基山脉、上扬斯克山脉、东西萨彦岭，还有阿尔泰山的西北段。穿过苔原、泰加针叶林和无树草原。后来，他们全死了。休，我说得对吗？”

　　休说：“金，他们确实死了。”

　　“我太爷安加拉也在找这颗钉子。为此他娶了我太奶奶凯凯，她是茨岗人，会巫术。她说她生下来就知道金道钉在哪里。他们去了她说的地方后，凯凯说沙皇把它换了位置。当然，我太奶奶永远在撒谎，后来被蛇咬坏了左脚的脚趾。安加拉在长生天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金道钉。”

　　金从身后拽过来一个狐狸皮包裹，掀开棉布、绸布和细纱，抓出金道钉。它半尺长，中指那么粗，递给我。

　　我其实快睡着了，猛然惊醒。西伯利亚大铁路唯一的、沙皇摸过的金道钉放在我手上，很重，无锈，铭刻俄文。我小心还给金，手上隐约有臭味。

　　“安加拉找到它后，迷路了，用它和楚瓦什人换了一匹马骑回家。回家再用两匹马把金道钉换回来。知道我们为什么找它吗？中国人。”

　　他自答：“它是这条铁路的心脏，我们找到它，在上面撒尿，用唾沫啐它，抹黑牛的血。知道为什么？这样一来，铁路就会完蛋，腐朽烂掉，因为它的心脏被玷污了。当然，我们也有损失，有一个人被雷劈死。再后来，我们把它供奉起来，因为找不到它原来待的那个地方，除非安加拉复活。讲完了。”

　　我再看这个钉子，所谓历经沧桑。

　　我感谢金讲这个故事，休说：“付他三百卢布。”

　　噢，是这样。看到了实物，也值。当时我还想，如果拿到央视《鉴宝》节目露面，也有意思。

　　过了两天，翻译保郎从贝加尔湖西岸回来，对我说：“收获太大了，我们见到了一颗金道钉，西伯利亚大铁路……”

　　他的故事和我听的差不多，金道钉怎么会有两个呢？离开图瓦前，歌手巴彦伯嘿嘿对我笑，说：

　　“钉子是你们中国的。”

　　“啊？”我吃一惊，“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他说：“森林里会讲故事的人休都认识。休向中国人定做了假金道钉，铅的外面镀金色，发给讲故事的人当道具，说故事的钱各分一半。这是休说的。”

　　他笑着，眼睛眯得也就一毫米宽，上下眼皮都是肉。他说：“中国人真巧，会做金道钉，刻上俄文字母，给中国人讲故事，哈哈……”巴彦伯笑得倚在床上的被子上，眼缝只剩十分之一毫米。

　　灵魂潜入向日葵

　　晚上，橙色的云朵在总统府顶上气象峥嵘，映衬两面旗。左手是俄罗斯三色旗，右手是图瓦共和国黄蓝两色旗，象征蓝色的河流从黄土地流过，很实在。总统府巍峨高耸，四层。这是图瓦共和国最巍峨的楼。这里找不到挤压人的太高的楼，实在。

　　总统府吸引我时不时看一眼。我手边还有一张照片：前景旅舍阳台，放一杯绿茶，我喝的；中景一排杨树，大叶杨；远景飘两面旗的总统府，国徽是一个蒙古人乘马飞奔。

　　晚上，总统府门前寥落，没哨兵。我一看就揪心，总统府怎么能没警卫呢？结论是：总统下班了，所有职员都下班了，楼里没人。黑黝黝的总统府，偌大的图瓦共和国只有我用一双眼睛为它守卫。

　　平常，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一看就是山区的牧民，慢腾腾走进总统府，倾诉，也有问天气和寻找走失牲畜的，很家居。旅舍服务员说，总统爱到百货大楼溜达，背手看各类商品。另一个服务员说，头几天，总统坐在列宁广场长椅上吃冰棍，一位国民说总统穿的西服不讲究。总统不高兴，请四五位过路人品评，大家说西服好，扣子也好。总统赞扬了每个人。这是现任总统，前任总统打猎从马上摔下，带着重伤走入天国。

　　早上九点起，一个礼兵在总统府门前廊柱间漫步，肩扛一杆步枪。用望远镜看，枪托雕刻花纹，枪管缠绕紫色的牵牛花，很可爱。礼兵制服袖口和下摆绣的是蒙古人喜欢的云子图案。图瓦人家家供奉成吉思汗。礼兵右手把枪，步履如蒙古牧民一样蹒跚，像参加婚礼，很家居。这时，他立定敬礼。可能是总统来了，我挪移望远镜寻看，没人。对面是歌剧院，中间的广场有放转经筒的亭子。没人呀？礼兵还在敬礼，抬下颏。向谁敬礼？他练习敬礼？不对。礼兵怎么会在总统府前练习敬礼？礼毕。礼兵接着扛枪溜达，偶以手指捻腮旁胡须。他又敬礼，刚才向南，现在向北。哪里有人？柱子、台阶和空荡荡的广场。他会不会向蚂蚁敬礼？我调整望远镜看地上。一只黄猫走过，半拉脸和高翘的尾巴是白色。它从南往北走，脚步轻佻，没搭理礼兵。

　　哎，这个事太蹊跷了。我跟同伴讲，他们说那不可能，总统府礼兵怎么会向猫敬礼，这种说法对人家不尊重。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广场。

　　我坐在列宁塑像下的长椅上，等猫。

　　猫来了，白尾巴黄猫，领四五只扈从，黑的、灰的，它们由北边叶尼塞河边往南漫步。猫漫不经心走上总统府的台阶，嗅嗅地下的树叶，用爪子拨动。

　　礼兵没反应，不知是不是昨天那人。可能每个礼兵对猫的态度都不一样。礼兵向南面踱步，眉眼因阳光照射而蹙紧。他转身见到猫的队伍，立定敬礼，对着它们的屁股，目送远行，礼毕。正是昨天的礼兵，腮边卷须。

　　我心里喜悦，冒出一个念头：图瓦人是崇猫的民族。马上觉出不确切，广场上的行人对猫均熟视无睹。抑或图瓦军队是崇猫的军队？不可靠。我抑制不住这份好奇心，向礼兵走去。我知道对执勤的士兵不能搭讪甚至不可接近，况总统府乎？试一试。我带着笑容，拾阶走近礼兵，敬礼，他微微点头还礼。我问他懂不懂蒙古语，他说刚好懂一点，家乡是图瓦南部靠近蒙古国的地方叫恰尔基。我指远去的猫群—为什么敬礼？

　　他说，因为猫有灵魂—“孙思贴”。

　　灵魂？当然应该相信猫有灵魂。骆驼、马和燕子也可被赋予灵魂，为什么向猫敬礼呢？

　　礼兵说—向大官、首领、老爷，向他们致敬。

　　我说“喵”？

　　他说是的，“喵”正是大官、首领、老爷。

　　没法唠了。语言混乱让通天巴别塔出现官僚主义烂尾楼，更别说猫的事了。我灵光一动，问：“死去的总统灵魂附在猫身上？”

　　“对！”礼兵握住我的手，正是这样。

　　“噢。”我心满意足，向他敬个礼，又感冒失，他并不是附体总统灵魂的猫。刚才我们俩不断用敬礼这个手势谈论猫。

　　这件事告知同伴后，他们说我编造。有人对自己理解不了的事都不相信，我不想为他们启智，蒙昧更适于他们。

　　第二天晨跑，马路上有人喊我。是喊我吗？这里的警察说过，图瓦人午夜开始喝酒，早上才醉。我嗖嗖跑之，然而，拐过几个街口，他出现在我面前。不用怕，图瓦人都很善良，最多—醉汉向你讨要十卢布喝酒。这个人张臂拦住我，我把运动裤兜翻出来，没钱。他摇头，对地面敬礼。嗨，是礼兵。他穿一件灰夹克，没看出来，再说他也没扛枪。

　　他说他叫宁布—图瓦人信喇嘛教，好多人取藏语名字。宁布领我去看猫，到附近。

　　谁是天堂里的人

　　我身上汗湿，还是跟他走了。穿过两条街，人们都在睡觉，图瓦人清早不起床。宁布背一个羊皮口袋，系口。我用手捅一下，液体。宁布说，他看出我是一个和猫有渊源的人。也算是，我妈爱养猫。他说，去世的这位总统养了一群流浪猫，管它们叫“灵目国民”。他死后，总统遗孀到乡下住，猫散伙了，四处游荡。

　　我问：“你怎么得知他附灵于猫呢？”

　　宁布不管我问话，按自己的思路说：“猫想念总统，月圆之夜在屋顶嗥叫。今年牛蒡草比去年多，你看路边。总统喂猫牛奶，他认为每只猫前生都是艺术家，并且更喜欢喝羊奶。总统呼麦唱得好呢。小孩子死去了，总统会流眼泪。他是德国的博士，但没有孩子。他养了五十只猫，每个星期三给一只猫过生日，给猫戴那种帽子。这个俄罗斯老太太的儿子醉酒淹死了，她每天早上在这里等儿子。总统送给我一个指甲刀，韩国的，这么宽。原来这里是俄国兵营，撤了。可是总统死了，猫离开了他的房子，也没人给猫过生日。后来，我站岗，下午两点钟天突然黑了，乌云像树那么低。一个闪电从天上掉下来照亮地面，总统在广场孤零零地站着，看见我，他一转身跑了，四脚着地，尾巴是白的。你明白了吧？”

　　没等我说明白，宁布说到了。两扇灰色铁皮门，门环用柳条系着。打开，空场堆着无数废骨头（不废的骨头堆不到这儿）。上面趴着一群猫，纷纷跳下来。宁布把皮囊放下，对着两米长的铁槽倒下去，牛奶。小猫们粉薄的舌头轻快飞舔。宁布掏出花生米大的奶球喂那只黄猫。宁布抚摸它的毛，说：“总统的灵魂不在它身上了。”

　　我问宁布：“它经常去总统府吗？还有别人知道它是总统附灵吗？”宁布把手臂横着劈过去：“信，就信了，没这么多问题。其实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总统，也许是副总统，也许是副部长，有什么区别吗？”他用细长的突厥式的眼睛看我。

　　我只是问问，图瓦是俄联邦六十多个结合体之一。它的政体是共和国，首长叫总统。这里的人信喇嘛教，同时信萨满教，相信天人合一。宁布又说：“我觉得总统把灵魂转移到向日葵上面了，你看到没有？那只猫的眼没有灵气了。你知道向日葵吗？”

　　我说知道一点。

　　他拎着空瘪的皮囊，领我向叶尼塞河边走去，经过一个二战烈士塔。河边，一片向日葵垂着沉重的头颅，它们躯干的白芒还挂着露水。向日葵像路灯，像花洒，像厨娘一样低头沉思。

　　宁布说了一通图瓦语，用蒙古语翻译给我：“总统啊，你的灵魂藏在哪棵向日葵上，就让它抬起头看看我吧，我是宁布。”

　　宁布坐下来，双手抱膝等待。我也坐下，等待某一个向日葵慢慢抬起沉重的脸盘子看我们。葵花的花蕊大多脱落了，用手一拂，就露出挤在一起的葵花籽，像排字工人的字盘。有的花盘垂得比枝干都低。一棵小向日葵站在队伍里，身材只有它们一半高。它的脸就是脸，不为结籽，新鲜光润。唇形的花瓣整齐地张扬，像儿童混在大人逃荒的队伍里。我指着小向日葵问宁布：“会不会是那棵？”宁布走过去，单腿跪下，用手指摸它的花蕊和花瓣，站起转到它后面查看，掐一片叶子捻碎在鼻下闻闻，说：“最有可能的了。”然后他与它对视。

　　这场景，别人看了也许觉得他们好笑，但我喜欢宁布“离奇”念头后面的认真。人为什么不可以有灵魂？灵魂为什么不可以附丽于向日葵身上？只有幸福的人才有这种毫无功利的念头。图瓦国家很小，很家居，人民善良。

　　宁布用双手的食指拇指拉住小向日葵的叶子，用图瓦语悄悄说什么。他后背汗渍，鞋带乱成了一团。

　　谁是天堂里的人

　　“白嘎力”是蒙古语，“自然”之意，转音成为“贝加尔”。如果你问这里的俄国人，贝加尔湖是什么意思？他耸肩，说不知道，这是蒙古语。我们包台面包车沿偌大的湖畔巡游，寻找拍摄与蒙古血缘有关的原住民。车从下安加尔斯克向南行驶，到达名叫“海日斯”（也是蒙古语）的小城，刘翻译得了喉炎，说不出话，准备在当地再找一个译员。

　　路上，旅伴中多了两个女人，她们是中国商人，搭车去乌兰乌德。两人四十五六岁，东北人，一姓佟，一姓关。她们上车把袋子里的香肠、啤酒翻出来，一人塞一份，豪爽。

　　翻译找到了，是俄罗斯小伙。他远远走来，双腿矫健，胸膛平展。一顶鸭舌帽压在泡沫式的鬈发上，鬈发下有一双热辣的眼睛。

　　“我叫亮亮，”他用汉语说，把拇指和食指分开，压在左胸，“我爱中国。”

　　大家拍巴掌。

　　亮亮—他叫列昂诺夫，“列”和“昂”汉语拼成亮—笑的时候，铲形门齿的缝上紧下松，像个“人”字。他二十一岁，自称游遍中国，掰指头计算“上海、昆明、杭州、长春，还不算沈阳”。

　　为什么“还不算沈阳”呢？逗。

　　亮亮在我们的采访中做得很差，他只懂中文的万分之一，限于吃喝拉撒，将就吧。他爱中国爱得痴迷，说“天堂就在中国”。问他喜欢中国什么？楼盘、饮食、风景？亮亮含笑不语，用牙齿咬指甲。

　　佟说：“喜欢中国姑娘吧？”

　　他竟跳起来，双掌相击，说：“姑—娘昂，这个词就好听。”少顷，发觉自己失态，坐下，手放膝上。

　　亮亮面对我们时满脸羡慕，这样的表情在俄国很少见到。他说：“中文太了不起了，把一样的音节放在一起当名字，兰兰、娟娟、丽丽，太神奇了。”他闭上眼睛。

　　“都是你情人吧？”关说。

　　“没有。”亮亮脸红了，“中国姑娘看不起我，我穷。中国人有钱。”

　　“哪儿啊？你要在中国，大姑娘都得把你围着吃喽，你体形多酷。”说着，佟和关相视大笑。

　　“尤拉，”亮亮给我起的俄文名叫尤拉，“‘吃了’是什么意思？”

　　他看不出这两个女人在放骚。“吃”代表对男色的贪婪，与食物无关。我说：“爱你。”

　　爱，在外国人理解中含有信任、友善、倾慕等含义。亮亮“呼”地张臂拥抱关商人。关虽胖，却敏捷，她“嗖”地跳起搂住亮亮脖子，脚离地，胸脯紧贴，时长一分钟。亮亮弯腰把关放下，关红光满面。

　　刘翻译这时能说点话，她私下告诉我，亮亮是孤儿，住姨妈家，姨妈瘫痪。我想起早上他到饭店用浴室的热水冲一杯速溶咖啡当早餐。我们请他吃面包，他指自己肚子说“吃不下了”。工作餐，他很慢地吃自己那份，不多要。

　　车上，亮亮看窗外边的景物的时候，面严肃，不是二十一岁的神情。俄罗斯老人常有这种表情，像一块被海风劲吹的岩石，嘴抿紧，眼睛眯着。

　　那天晚上，剧组有几个人喝多了，后半夜去舞厅。西伯利亚少有这么晚打烊的舞厅。他们回来说，看见亮亮跟几个女人跳舞，女人看上去很富也很老。

　　刘翻译说：“不是什么好事，挣钱呗。”

　　佟和关听了很活泼：“亮亮厉害呀！这体格不挣点钱都白瞎了。咱们也请他跳。”

　　我问亮亮陪舞的事，他低头，用鞋踢石子。“尤拉，我知道你会瞧不起我，我只是挣一点小费，给姨妈买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尤拉，你这种脸型在我的家乡会受到尊敬，叫‘正直的脸’，不撒谎，棱角分明。”

　　第二天早上，我们准备去一个渔村。车上，佟和关叽叽喳喳兴奋。虽然佟的肉长满了身体的凹处，像塔糖，眼睛却不闲着，像撒传单一样四处丢眼风。关的脸宽而平，像被狗熊一屁股坐扁又腾起来的，上涂脂粉。她们纷说，我听明白一点，亮亮昨晚跟她们在一起跳舞喝酒。说着，大小眼瞟亮亮。

　　亮亮眼神空洞地看窗外，像不认识她们。摄像师说：“亮亮，你今天这件T恤真漂亮。”

　　亮亮咧嘴乐：“杭州买的，正宗中国名牌。”

　　摄像懂这个：“不对，假货。”

　　亮亮拽衣服从头上脱下来，气恼地说：“怎么是假货？你看吧！”

　　摄像从衣服内领找出“越南制造”的英文签给他看。

　　亮亮真是悲愤，这么热爱中国的人竟穿上了越南货，花费二百元人民币。他卷起T恤从车窗扔出，飘落在田野，身上只剩下黑跨栏背心。

　　佟和关坐在车后，说亮亮身材凸凹有致，能看出肌肉群的层次。

　　佟说：“跟古希腊大卫差不多。”

　　关说：“多一身衣裳。”

　　佟说：“昨晚是真大卫。”

　　关说：“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了。”

　　亮亮听得懂，假装听不懂。外国人假装的方法是沉默。

　　我们在渔村录完节目，有人推销鱼骨头做的镶嵌画。佟突然喊：“我钱没了！”

　　别人说你好好找，没外人，丢不了。

　　佟低头翻兜，把兜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出来，摊开卢布。“一千卢布，没了，我就这么一张。”她想了想，手指亮亮：“你偷的！”

　　亮亮无辜地摊开手。

　　“就你！”佟的脸变紫，“你昨晚偷的。你一个卖身的臭鸭子，得了钱还带偷。交不交？不交我叫警察。”

　　亮亮背过身，站得离我们很远。

　　叫警察，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遇到麻烦，没收护照（我们护照有一点问题），用钱赎。

　　我示意大家安静，走过去跟他说：“亮亮，诚实地看着我。清白是一辈子的事，你偷了没有？”

　　“尤拉，”他眼神困惑，“我没有。”

　　我示意他别说话，掏出我自己的一千卢布，转身交佟。“他还你了，你消消火。”

　　水碗倒映整个天空

　　佟拿卢布对太阳照照，“想耍老娘，没那么容易。”

　　这一天大家都不太愉快。傍晚，我们去乌兰乌德，亮亮来道别。他竟然若无其事，露着“人”字形门齿，和每一个人拥抱，包括关、佟，她们俩嘻嘻哈哈跟亮亮说笑。

　　到我这儿，亮亮问：“尤拉，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为什么会高兴呢？巴不得离开这儿。

　　亮亮说：“我知道你正直，你有权利不断发脾气，但我像你一样诚实。”他把一个银制圣母像塞我手上。“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值六百卢布，送给你。”

　　车走远了，佟转过头对我说：“大哥，不好意思，那一千卢布我找到了，塞裤衩兜给忘了。这一千卢布还你，他们说是你垫的。”

　　我接过钱：“你冤枉亮亮了。”

　　“也不叫冤枉，弄错了。谁没出错的时候？”

　　“刚才你没向他道歉。”

　　“一个妓男，我向他道歉？你还挺较真儿的。”

　　我心头火腾地上来，让司机停车，说：“你们俩下去！”

　　“这哪儿啊？让我们下去？中国人对中国人哪能这样？”

　　我把她们的东西扔了下去。车下，她们隔着玻璃窗掐腰骂我。

　　这是列昂诺夫—亮亮的故事。我想起他说的话：“天堂就在中国。”

　　天堂是个好地方，可是谁是天堂里的人呢？

　　水碗倒映整个天空

　　图瓦人布云的家里没有杯子，只有碗。他家人喝酒喝茶用的是从巴基斯坦买的铜碗。布云说：“玻璃杯是不好的，像人不穿衣服一样。酒和茶的样子被人们看到了，它们会羞愧。”

　　“谁们羞愧？”我问。

　　“酒、茶、水、汽水它们，不好意思呢。”

　　“那你用瓷杯子嘛？”我问。

　　“瓷杯子嘛，我在布尔津的饭馆里见过。酒在里面憋屈，那么小。你知道，酒不愿意待在小东西里，它喜欢大缸（他指了指西边，西屋的大钐刀边上放着布云酿的骆驼奶酒的酒坛子，他喜欢管它叫缸），还喜欢待在皮囊里，最小的地方也是酒瓶子里。”

　　我在布云的家里用巴基斯坦的扎哈拉（蒙古人支系）人制造的大铜碗喝奶和奶茶。一条小河从他家的窗户下流过去，河水泛青。我在新疆看过的河大多是青色的，如冻石一般，只有伊犁河黄浊，他们说用伊犁河水煮出来的羊肉最香。在喀纳斯—这里是图瓦人和哈萨克人的乡土—青碧的河水在戈壁石的河床流过，激发细碎的白浪花，像啤酒沫子一样。河水绕过松树，流入白桦林里面。落叶松像山坡上睁着眼睛张望的狍子。松树的阳面微红，像肉煮到五成熟那种鲜嫩的粉红色，而背阴的树干呈褐黑色。落叶松的脚下撒满去年的松针，冬天，这些松针保管在干净的积雪里。雪化后，松针一片金黄。落叶松落下这么高贵的松针，真有点可惜。如今松树枝头长出新叶子，像肉色的小松塔或小花蕾。山坡上，松树错落排列，似僧侣下山散步，走进布云的家喝茶。

　　布云听说我去过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喜欢听我讲这个国家的一切，特别是总统的事情。我说：“他们的总统四十多岁，笑眯眯的，背着手逛商店，或者坐在广场长椅上晒太阳。”

　　布云听得眼睛亮晶晶的，他把嘴角上拉，说：“是这样子吗？总统笑眯眯的？”

　　我说：“正是，总统右手无名指戴了一枚镶琥珀的银戒指，左手食指戴一枚镶西藏松石的银戒指。”

　　布云摸自己的左手和右手，说：“我也要有那样的戒指，人人都可以有银戒指。”

　　“我的故事讲完了，该你吹楚尔了。”我说。

　　布云从墙上摘下用芦苇做的笛子—他们叫楚尔，用嘴角轻轻吹。旋律轻柔而忧伤，仿佛在述说湖水、雾和白桦林的样子。我觉得梅花鹿如果会吹笛子，吹的就是楚尔，它的音色表达的正是动物的心情。松鼠看见露珠从松针垂直坠落，羊羔在河边看见一条小鱼卡在水底的石缝里，猫头鹰看见月牙坐在松树的枝杈上，后背让露水打湿了。布云的楚尔正在表达这些境状，简单，说幼稚亦无不可。布云本人就很简单幼稚，愿长生天保佑他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幼稚。在这里，奸诈没有一点用处。

　　我拿铜碗，舀一碗泉水喝（布云的泉水从山腰取回，放在维吾尔人的大铜壶里，他认为水和铜相互喜欢）。我走到房门外边，见绊着马绊的马两个前蹄一起往前蹦，找新草吃。黄色的山羊群急急忙忙跑过来，白云像围脖一样遮住山的胸口却露出山峰的脸。我低头喝水，看碗里竟然有玫红的霞光和刺眼的蓝天。碗装下了这么多东西，真是比杯子好多啦。

　　沼泽里的歌声

　　洪巴图是我在图瓦共和国采风时的向导、朋友和冤家，他有琥珀色的眼睛、眉毛和坚硬的一字胡。黄眼睛有这样的效果—当对方直瞪着黄眼睛看你的时候，他分明已经把你看透了，而你根本搞不清黄眼睛里面在想什么。黑眼睛本来很深邃，但黑色—想一想吧—不跟黄皮肤搭调，跟白皮肤对比强烈，混浊显得奸诈，亮显得凶，淡让人觉得傻。黑眼睛在我们眼眶里叽里咕噜一辈子并不容易。我们表情上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皆因眼黑，而黄眼睛已经把一切变得平静，像洪巴图这样。

　　我问洪巴图从蒙古国到俄联邦的图瓦共和国来干什么？他说，第一，图瓦人和我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第二，我来调查图瓦天空的星星。

　　洪巴图说的“第二”，我根本不往心里去，他随口说，是脱口秀。头几天，他对我说来图瓦是看一下公羊多还是母羊多。蒙古人、图瓦人、布里亚特人、楚瓦什人、埃温基（鄂温克）人都是北亚游牧民族，你不要问他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这么问愚蠢，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他们连什么时候来的都忘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走。生命一天一天挨过去，为什么要有目的？洪巴图对我说，他在乌兰乌德城里看到许多人登上一辆去远方的车，觉得他们是傻子。这些人在批发市场上了许多货，去别的地方卖。傻子，洪巴图说，生命不是用来做买卖的，也不是用来坐车的。他说，生命之正义是悠闲，反义才是功利。当然，洪巴图又对我补充一句，全世界最功利的人是汉地（中国）人，你们那么忙碌，你不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嫉妒和嘲笑你们吗？你们为什么不觉醒呢？我如果说错了请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是莫斯科出版的《生意人报》上说的。

　　不生气，我告诉洪巴图。三十年来，中国人吃的粮食里含有汉地科学家特制的化肥，对人体产生慢性的功效。第一种功效是停不下来劳碌，即使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会让中国人停下奔波的脚步；第二种功效是他们不太理会别人的讥讽、规劝和谩骂，听不出来。

　　真是好化肥，洪巴图说，汉地太发达了。

　　我们说话，坐着一辆驯鹿拉的车从克孜勒到阔腾。克孜勒是图瓦共和国的首都，人口两万。阔腾在山里，这里的山是萨彦岭的余脉，长满古代留下的松树。采松子是图瓦共和国国民的重要收入，会猫腰的人就会采松子。人们去松林里采松塔，剥出指甲那么大的黄松子，从入秋到初冬，每人可采一二百公斤，收入一到两千美元，政府收购。但大多数松子还留在树林里，图瓦人成心不把松子采尽，他们说这是动物的口粮，松子腐烂了是大地的营养。动物口粮和大地的营养属于神圣的东西，图瓦人认为不可冒犯。把大地的果实全都收走，图瓦人认为这是“伙勒嘎西”（盗贼）的行为。

　　去阔腾是为见一个歌手，他叫帖木尔。洪巴图说他会唱二十一首“Daqing”（大清，即清朝）的歌曲。清末，图瓦归清朝管，有衙门官吏和乐队，帖木尔的爷爷是乐队长。我带了一支录音笔，打算录下这些大清的歌，回国给满族朋友听，这是他们的祖音。

　　松树像父母一样俯视着我们，高高的树冠在风里微微颔首，伸张巨大的枝叶；松脂和腐烂的松针混合成印度式的香气，让人颓废。我坐在车上想起许多颓废的诗与歌，比如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1926—1997）的“我倾听焚烧钞票的声音”。比他更颓废的是加拿大的阿尔·珀迪（Al Pardy，1918—2000），这位安大略省出生的加拿大皇家空军的退役士兵的诗是（大意）：在母亲的子宫，哥哥比他先到并走了，给他腾地方。他在母亲的子宫里寻找哥哥来过的迹象。

　　写得酷，即使到2028年中国第二次承办奥运会之时，中国诗人也写不出这么尿性的诗。

　　“呼—”我看见一个花头巾似的东西从路旁的树上飞进草地里。“李虎！”洪巴图说。“李虎是什么？”我问，“是鸟吗？是彩色的大蝙蝠？”

　　“最坏的东西。”洪巴图说。他说话有时夹杂几句汉语，不知在哪儿学的，但都是反的。比如豆包，他叫包豆。牙齿叫吃牙。

　　“怎么坏？”

　　“它，”洪巴图说，“比人还坏，骗你，不讲道德。”

　　转经筒边土

　　我说：“动物用不着讲道德。”

　　洪巴图用黄而迷茫的眼睛看我，“你怎么啦？动物怎么能不讲道德呢？你看，驯鹿彬彬有礼，兔子彬彬有礼。李虎是坏蛋！”

　　“呼—”那东西，也可能是第二个那东西又从树上扑进草地。

　　“还是它，李虎。它从草底下跑，爬到前面的树上跳下来，吸引你。”

　　“为什么要吸引我？”

　　“谁知道，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洪巴图说。

　　驯鹿走着走着突然不走了，我闻到骚味。洪巴图说：“李虎在前面的路上撒尿了，让咱们停下来。”

　　我下车，见道中间坐一个动物，尖脸细嘴，双腿笔直，眼梢像京剧青衣的扮相一般挑向耳边。“这不是狐狸吗？它咬人吗？”我问。

　　“对，虎李，我记成李虎了，这是汉语。它不咬人。”

　　我们走过去，狐狸安之若素，如入定。它更像一只宠物狗，身上堆积金红色、白金色蓬松的毛。我们站在它身边看它，它坐着看远方，像回忆西皮流水反二黄的唱腔。

　　“日本画家加山又造画过许多狐狸，”我对洪巴图说，“特漂亮。法国民间故事里的狐狸列那，聪明可爱。可是，李虎坐在这里干什么呀？”

　　“在听你说它好话。”洪巴图说。

　　李虎点一下头，转身向左边树林跑去，回头看我一眼。

　　洪巴图指着狐狸说：“它让你跟它走，但你要走在我后面。”

　　洪巴图迈着俄联邦军人的步伐走在李虎后面，边走边说：“你们，汉语叫葫芦。”我纠正他，狐狸。洪巴图说，“是的，狐狸，你们吃喜鹊，叼着喜鹊的翅膀冒充是喜鹊；你们，从窗户往屋里放屁，让我头疼三天，以为得了癌症。狐狸，你不让驯鹿往前走，让大清的歌声停止了，你要干什么？”

　　洪巴图大声说，李虎小步在前面颠跑，绕了一个小半圆。洪巴图抄直线走过去，“呜—”他大喊。

　　我一看，洪巴图斜着躺进草里，右手紧紧抓着身旁的树枝。“我进沼泽里了，坏蛋狐狸，把我骗到这里了。”

　　我跑过去。

　　“不，”洪巴图大喊，“你不要过来，咱俩全完了。”

　　我住脚，沼泽。我在电视里看过人在沼泽越挣扎越陷入直至泥沼淹没鼻孔的镜头。“你别紧张，洪巴图。”一瞬间，我脑子里不道德地闪过我们集体向他的遗体默哀的场景。

　　“我在脱裤子。”他说。洪巴图一手拽树枝，一手解裤子，泥沼已没他腰。他仰面，侧身滑入沼泽里面。脱掉衣裤，人身体下沉的重力会少多了，洪巴图还是有办法。

　　“坏蛋，”他咬着牙骂狐狸，“我要活活咬死你，像你活活咬死山鸡那样。”李虎坐在边上看他。说完，他仰面喘息。洪巴图说，他手里拽这根树枝太细了，不能使劲拽。他说：“我要死了，要给我自己唱个歌—山啊，山一样生长的是红檀香木，连长哥哥噢。水啊，水一样丰满的是我的思念，连长哥哥呦。等着啊等着啊，你也不来……”这是科尔沁民歌《洪连长哥哥》。

　　怎么办？我特自私地想到天黑了怎么办？我还在这守着他吗？

　　这时候，李虎跑过来，嘴里横着东西。它到我脚下松开嘴，哇，一根拇指粗的牛皮绳，很长，足有七八米长。洪巴图，绳子来了。

　　他的声音已经发颤，泥堆在心脏部位，肺的呼吸就减弱了。他说，把绳在树上绕一圈，你拽一头，另一头给我。

　　明白了，我把牛皮绳在松树上绕一圈，一头系在我腰上，另一头甩给他。我把所有衣服脱掉，像一条鱼一样自己爬到洪巴图身边。他松开树枝，拽那个绳子，我拽他的手。然而我拽不动他，像拽一块石头。但我真不愿意看一个人尽管是黄眼睛的人在我眼前死去，拼命拽。

　　这时，李虎在边上狂跳，用后腿刨土，往右跑，又回来。

　　“找驯鹿，这是狐狸说的话。”洪巴图低声说。

　　李虎让我去牵驯鹿，它太聪明了。

　　我把腰上的绳子在树上系个死扣，光着身子，像野人一样跑到驯鹿旁。驯鹿吓得直跳，它有可能是母鹿。我把驯鹿从车上卸下，牵到泥沼旁。

　　我把牛皮绳挽个套，套在洪巴图腋下，左手另一头系在我腰上。我骑上驯鹿，抱着它脖子，右手拍它肋部，说：“介！介！”

　　驯鹿奋蹄前进，我听到洪巴图号叫一声，回头看，他像一头肮脏的猪被拖出泥沼。他的号叫让驯鹿害怕，跑起来。洪巴图拽着绳子，喊：“停下来！停下来！我的老二完了！”我急忙下来，拦住驯鹿，去照看洪巴图。

　　“不！”洪巴图手捂老二，说快把驯鹿套在车上，不然它会跑掉。

　　我把驯鹿套好，回来，看洪巴图上身是泥，下身是泥，中间穿着我的裤衩，浸出血。

　　“被灌木刮坏了，”他指着裤衩说，“不过比憋死好，以后也不会因为偷情而挨打了。”

　　我扶着他往车边走，李虎跑过来，把嘴顶在我脚上，嘤嘤出声。“你差点害死我，”洪巴图说，“不过它有事找你，你跟它走吧。”

　　李虎扭头跑，回头看我。我和洪巴图一起随它走过去。

　　不远，李虎站在一个大坑边上。这个坑有一人深，最奇怪是这个坑直上直下，像个筒子。

　　“陨石砸的坑。”洪巴图说。他趴在坑边看了半天，说坑里草丛有狐狸崽。

　　“噢，李虎是让我们过来救小狐狸崽。这么深的坑，李虎跳下去上不来。”

　　我打算跳下去，洪巴图说别跳，会把狐狸崽踩死。他说本来不该救这个狐狸崽，大狐狸差点害死他，但狐狸叼来了绳子，就救吧。我问洪巴图：“狐狸为什么会有绳子呢？”洪巴图说：“它偷的，藏起来了。”他把牛皮绳系我腰上，我蹬着坑壁慢慢下去，把小狐狸举上来。又在地上摸了摸，没摸到陨石。之后，我被洪巴图拽上来。

　　我上来时，李虎领着小狐狸已经跑远了。我和洪巴图走到车边上，李虎领着小狐狸又出现了。小狐狸白色微黄，比猫略大，李虎把嘴顶在我鞋上，嘤嘤其鸣，眼边的毛上散落泪水。

　　“穆热格间（跪拜呢）。”洪巴图说。

　　狐狸竟然在跪拜，它俩又在洪巴图鞋前跪拜。

　　“佳、佳（行了，行了）。”洪巴图双手平伸，这是还礼。我也双手平伸，还礼。我们上车了，去找大清歌手。我从车篷往后看，见狐狸一大一小，一红一黄，坐在路上向我们行注目礼。

　　“它为什么把你引进沼泽地呢？”我问洪巴图。

　　“我骂它了，它不高兴。”他说。

　　“佛经说，嘴是漏福的地方，说得没错。”他又说。

　　转经筒边土

　　克孜勒是俄联邦图瓦共和国的首都，人口只有几万人。市中心是广场。周围有列宁像、总统府和歌剧院。中央立一幢亭子，赭红描金，置一个大转经筒，高过人，两米宽。克孜勒的市民清早过来转转经筒，这是个全民信仰喇嘛教的国家。

　　人说，转经筒里装粮食，有谷子、高粱、麦子、玉米和黑豆。

　　我到时，转经的人走了，该上班了。一位老汉坐亭子台阶上，手拿马鬃小刷子和一个蓝布袋。他拂扫经筒边地上的浮土，归小堆，捧进袋里。

　　我看，亭子地面已经很干净。过一会儿，老汉又去扫土。他可能在这里做保洁。不过，这个刷子太小了，只有两个牙刷那么大，手柄好，象牙做的。

　　待我要走时，老汉先走了。他把蓝布袋和小刷子揣怀里，背着手，身态蹒跚。袋里的土也就二两多。

　　我上前，请教老汉在做什么。

　　老汉目光转过来，清澈，说婴儿的眼睛也可以，只是眼窝的皱纹证明他老了。

　　我们勉强对话，用蒙古语。他懂一点蒙古语，会藏语。我主要使用肢体语言。一番交流得知，他不在这里搞卫生，是把土收藏回家。

　　为什么收藏转经人鞋上的土呢？

　　他比画：家不远。明天在这里见面，邀我去他家。

　　他家里有什么？

　　有花。他比画高矮的花儿，花朵有鸡蛋那么大、香瓜那么大。

　　噢，他用这些土栽花儿。四方人脚下的土栽出不平凡的花儿。

　　次日此时，我等老汉，没等到，欲归。一个小孩从广场西边飞跑过来，拽我衣裳。怎么回事？他手指我左胸的成吉思汗像。这件T恤是纪念蒙古帝国（1206—2006）诞生八百年的纪念品，海中雄送。我明白了，小孩是老汉派来的，成吉思汗像是标识。

　　我随小孩来到一处平房人家。老汉门口迎接，他在家为我做酸奶。院子里，我看到忍冬细长的红花、鸡矢藤、蓝色的桔梗花，还有层层叠叠的虞美人。

　　走不过边境的树

　　可是，这不会是用扫来的土栽的花吧？我的意思是说，这么大一个院子的土，扫不来。扫来的土应该在盆里。

　　我比画—盆。

　　老汉—没有盆，只有土地。

　　我—花，长在盆里。

　　老汉—你喝酸奶。

　　我喝酸奶，不加蔗糖的酸奶开胃生津。我忍不住起身模仿他扫土、转经筒、布袋子。

　　老汉恍然，领我进入一个小屋。墙上挂布达拉宫的绒织壁画。老汉小心揭开壁橱的布幔，一排小佛像。

　　它们用扫来的土烧成。

　　老汉用手语表示，这些佛像将放到各地的庙里。他送我一尊，嘱我放在中国的寺院。花和转经筒边的土，原是两回事。

　　回国，我心中有一点点未解，以脚下土制佛像，有些不尊敬吧？一天，逢机缘请教一位大德。

　　他说：“好。佛向八方去，人自四面来。土最卑下，脚下的土更卑微。人的心念就在脚下，土带着各种人的心念，如今烧成佛像，土和心都安静了。甘于卑下，正是佛教的真义。”

　　这尊佛宁静微笑，如有沉浸无上欢喜之中；并无卑下，只有浑朴。我把佛像留在了这个庙里。

　　走不过边境的树

　　我在俄蒙边界见过一棵树，姿态奇特。那一片戈壁寸草不生，像矿石一样大小均匀的白石块分布在干燥的红土上，土像晒过的烟草叶子一样红。这里只有一个植物，就是这棵树。

　　它的树皮灰白，主干在一米多高处向后倾斜，像人的腰向后弯。仅有的两根树枝向前伸出，远看，如一个人捧献哈达。不知什么人在两根树枝之间系了一条丝制的白哈达。风已扯烂了哈达，碎片在风中飞。

　　蒙古国的东方省在树的背后，它献哈达的方向朝着俄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和更西一点的贝加尔湖。

　　早上，这棵树的影子很长，两根树枝在地下的影子分得很大，像伸开双臂的巨人的怀抱。树在头顶长了一小簇叶子，如一个帽子，那是这里唯一的绿色和叶子。在影子里，这些圆圆的树叶是巨人的头发。

　　我把一条蓝绸哈达系在前伸的两根树枝上。哈，好得很。影子里的巨人平端着很宽、很长的哈达，献给了西方。早上，旭日像一个红探照灯在东方的地平线举起半轮，土地变得更红，石头半红半白，牛群在如同燃烧的河边饮水。我想起一位和胰岛素有关的科学家的名字—牛满江。

　　我觉得这棵树通灵，它身体后仰如唱长调。长调的尾音很长，人须把肚子里的气吐尽，身子要尽量后仰，哈扎布就是这样。这棵树的树枝是弯曲的，所谓虬枝，好像伸了很多次（或很多年）才伸出去。我想象树冠下面的树皮是它的脸，皱纹早就刻上去了，还应该有一双眯起的眼睛（仰面歌唱不可能睁大眼睛），是蒙古人细而小的眼睛。眼睛下面是一个鹰钩鼻子和唱歌的嘴，胡子在高颧骨下面翘起来，像灰鸟的翅膀。

　　布里亚特—贝加尔湖西岸，是许多蒙古人最初的故乡。一位住在乌兰乌德山上的大萨满师说，我的祖先曾生活在贝加尔湖岸边，敌不过入侵的沙皇军队才退到了如今蒙古国的东方省。

　　贝加尔湖像海一样辽阔，但比海安静。我早上沿着湖边的公路跑步，见到踉跄的醉汉。公路两边无村庄，不知醉汉从何处走来。他们耷拉着脑袋，像寻找自己走过的脚印。贝加尔湖的丰满把天比小了，天在湖的衬托下显出窄，云朵也少。贝加尔湖最深的地方有六十米，里面不知藏有多少神奇的生物。我看湖似无所见，找小的东西看，那就是鸟。我坐在岸边一尺厚的松木椅子上看鸟，两三只白鸟飞来，长而尖的翅膀如握着闪银光的刀鱼，盘旋远去再回来—其实飞回来的是另一拨鸟。我觉得鸟最容易让人想起故乡，而它离自己的故乡最远，它的翅膀让它终身流浪。蚂蚁一生所走的路都没离开故乡。我想象这些白的鸟、黑的鸟是我的祖先，他们不知从何处迁徙到了贝加尔湖。这是多么好的地方啊，他们一定这样想，可以祖祖辈辈住下来，之后又迁走了，就像鸟。鸟找不到一个好地方吗？为什么老飞？它要去的地方叫—宿命。

　　我想象这些鸟在空中发现了我，它们以为发现的是我的祖先，我至少在相貌上像他们。水鸟用两把银白的长刀划破有腥味的空气，桔红的爪子贴在肚子上。它们盘旋，看我有没有翅膀和红爪子。我身上勉强可以称为翅膀的东西只有耳朵。鸟越飞越低，降落到离我头顶不高处再挑起来，鸣叫声如—欧嘎，似乎要带我走。欧嘎是什么暗号？我对鸟也说—欧嘎，让它慢慢体味吧。

　　我如果能够跟鸟走就好了，我先飞回中国看我爸我妈，告诉他们贝加尔湖的见闻，然后说—欧嘎。他们大为惊讶，上上下下看着我。我再说一声“欧嘎”，我爸会缓缓地说，贝加尔是蒙古语自然的意思，那是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乡。欧嘎，我说。

　　鸟的翅膀会扇动游人全部的思乡之情，俄蒙边界那棵树分明想回家，它的家也在贝加尔湖的边上。这棵树可能是人变的，也可能是鸟变的，总之它想回故乡。最为触目的是这棵树离边境线只有十来步，但它过不去了，只好伸出双手，只好仰面高唱。

　　在南西伯利亚，说树会变成人，人会变成鸟丝毫引不起别人的惊讶。布里亚特的导游晓布告诉我，他家一只黄母鸡被大风刮进了山里，三天三夜之后回到了家，羽毛变成了紫色，但比薰衣草的颜色浅。这只鸡下的鸡蛋里面包着一只鸽子蛋。他说，在巴扬（键钮式手风琴）的键钮上洒一点燕麦蜜、一点羊尿、一点贝加尔湖的水，它的音色就像老人一样嘶哑，半夜里会自动演奏图瓦民歌。他说，黄眼睛的人拔掉两颗牙之后会跟自己的小姨子结婚。

　　假如把燕麦蜜、鸡蛋里的鸽子蛋、羊尿和黄眼睛人的牙都堆在这个手捧哈达的树的脚下，能不能让它行走？我把这些蛋、尿和蜜喝下去，身上背起巴扬，能不能见到我的祖先？大萨满师说他们来过了，来看我。我仿佛见到了他们—十六世纪的军官和医生，他们和我的脸形一样，气味一样，板牙一样。他们聪明，但会突然办一件愚蠢的事，我就这样，好在意归心窍，平静如初了。

　　我舍不得这棵树，在黄昏里，它的形影让人不忍离去。你献给贝加尔湖的哈达不要再捧着，让风把它吹进湖里吧，而飞过此地的鸟也会把此景告诉贝加尔湖。边境只有几米远。如果俄国人不侵占西伯利亚，这一片还是蒙古人的土地。

　　他乡月色

　　我越来越想念图瓦，三年前在图瓦我就想到会想它。

　　国宾馆是一座安静的三层小楼，靠近大街。大街上白天只有树—叶子背面灰色的白杨树，晚上才有人走动。人们到宾馆东边的地下室酒吧喝酒。我坐在宾馆的阳台下，看夕阳谢幕。澄澈的天幕下，杨树被余晖染成了红色。你想想，那么多的叶子在风中翻卷手掌，像玩一个游戏，这些手掌竟是红的，我有些震骇。大自然不知会在什么时候显露一些秘密。记得我在阳台放了一杯刚沏好的龙井茶，玻璃杯里的叶子碧绿，升降无由，和翻卷的红树叶对映，万红丛中一点绿，神秘极了。塞尚可能受过这样红与绿的刺激，他的画离不开红绿，连他老婆的画像也是，脸上有红有绿。

　　图瓦的绿色不多，树少。红色来自太阳，广阔无边的是黄色，土的颜色。有人把它译为“土瓦”。我年轻时听过一首曲子，叫《土库曼的月亮》，越听越想听。后来看地图，这个地方写为“图库曼”，就不怎么想听了。土库曼的月亮和图库曼的月亮怎么会一样？前者更有生活。象形字有一种气味，如苍山、碧海，味道不一样。徐志摩一辈所译的外国地名—翡冷翠、枫丹白露，都以字胜。

　　图瓦而不是土瓦的月亮半夜升了上来，我在阳台上看到它的时候，酒吧里的年轻人从酒吧钻出来散落到大街上，在每一棵杨树下面唱歌。小伙子唱，姑娘倚着树身听，音量很弱。真正的情歌可以在枕边唱，而不是像帕瓦罗蒂那般鼓腹而鸣，拎一角白帕。我数唱歌的人，一对、两对……十五对，每一棵树边上都有一个小伙子对姑娘唱歌。小伙子手里拿着七百五十毫升的铝制啤酒罐。俄联邦法律规定，餐馆酒吧在晚上十点之后禁止出售酒类。而这儿，还有乌兰乌德、阿巴干，年轻人拿一瓶啤酒于大街上站而不饮乃为时尚，像中国款爷颈箍金链一样。

　　图瓦之月—我称为瓦月—像八成熟的鸡蛋黄那样发红，不孤僻不忧郁，像干卿底事，关照这些人。它在总统府上方不高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总统府三层楼，瓦月正当六层的位置。所以见出总统府不往高里盖的道理。

　　书说，人在异乡见月，最易起思乡心。刚到沈阳的时候，我想我妈。见月之高、之远不可及更加催生归心。而月亮之黄，让人生颓废情绪，越发想家。我从沈阳出发到外地，想老婆孩子。而到了图瓦，一个俄联邦的自治共和国，我觉得我之思念不在我妈和老婆孩子身上，她们显得太小。所想者是全体中国人民。我知道这样说有人笑话，我也有些难为情，但心里真是这样子。虽说中国人民中，我所相识者不过区区几百人，其绝大多数我永世认识不到，怎么能说“想念广大中国人民”呢？而我想的确实就这么多。比如说，在北京站出口看到的黑压压的那些人（不知他们现在去了哪里），还比如，小学开运动会见到的人、看露天电影看到的人、操场上的士兵、超市推金属购物车的人。我想他们，是因为离开了他们。在图瓦见不到那么多的人，也显出人的珍贵。早上，大街尽头走来一个人，你盼望着，等待着这个人走近，看他是什么人。但他并不因此快走，仍然很慢。到跟前，他一脸淳朴的微笑。

　　在图瓦，验证了人有前生一说，至少验证了我有前生。大街上，迎面遇到随便什么人，你得到的都是真诚质朴的笑容，像早（前生）就认识你、熟悉你，你不就是那谁嘛。图瓦人迎面走来，全睛看你，突厥式的大脸盘子盛满笑意，每一条皱纹里都不藏奸诈。我像一个没吃饱饭的人吃撑着了，想：他们凭什么对我微笑呢？笑在现代社会，特别在陌生人之间是稀缺品，没人向别人笑。而向你笑的人（熟人）的笑里面，有一半是假笑，和假烟假酒假奶粉一样。笑虽不花钱，却也有人不愿对你真笑。跟我社会地位低也有关。从美术美容观点看，假笑是最难看的表情，如丑化自我。淳朴的笑有真金白银。笑，实为一种美德。

　　我没想明白图瓦人为什么对人真诚微笑。而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不诚实以及各种各样迷惑人的花招。中国人到这里一下子适应不了，像高原的人到低海拔地区醉氧了。这里没有坑蒙拐骗，人的话语简单，什么事就是什么事，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这让来自花招之地的人目瞪口呆，有劲使不上。图瓦人的笑容，展露的实为他们的心地。

　　总统府上空的月亮像带着笑意，俯视列宁广场。广场上一定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我下楼去广场，看月亮笑什么。

　　列宁广场在克孜勒市中心。塑像立北面，身后山麓有白石砌就的六字真言，字大，从城市哪个角度都看得清。广场西面歌剧院。东面总统府。该府连卫士都没有，农牧民和猎人随便出入。总统常常背着手在百货公司溜达。广场中立中国庙宇风格的彩亭，描金画红。里面是一座巨大的转经筒，从印度运来，里面装五种粮食，一千多斤重。这些景色到了夜里跟白天不一样，所有的东西披上一层白纱，边角变得柔和，夜空越显其深邃，而瓦月距总统府上空其实很远，在山的后方。

　　广场上有两三个转经筒的人，有人坐在长椅上，有人缓缓地散步。他们在和我相遇的时候虽露笑容，但更庄重。他们的人民到夜里变得庄重了。我们的人民晚上似更活泼。我想到，图瓦人虽把淳朴的笑容送给你，像满抱的鲜花，他们其实是庄重的。面对天空、大地、河流、粮食和宗教，他们生活得小心翼翼，似乎什么都不去碰。农民除了种地时碰土地，剩下的什么都不碰，包括地上的落叶也不去扫。人在这里安分守己并十分满足。看图瓦人的表情，他们像想着遥远的事情，譬如来生。又像什么都没想，脸上因此而宁静。这种表情仿佛从孩童时代起就没变化过（他们的小孩就这表情），更未因为衣服、地位、年龄和GDP而变化，只是成年人成年了，老人老了，表情都像孩子。再看月亮，我刚才在国宾馆看到的月亮像它的侧面，在广场看到的还是它的侧面，这是下弦月。看它的正面除非上火星看去。

　　脚踩在广场的月色上，没发出特殊的声音，月色也没因此减少（沾鞋底上）。月色入深，广场像一个奶油色的盒子。人都回家了，只有一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慢慢走，这是我和我的影子。

　　第二辑静默草原

　　第二辑静默草原

　　静默草原

　　谁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站在草原上，你勉力前眺，或回头向后眺望，都是一样的风景：辽远而苍茫。人难免为这种辽远而惊慌。

　　在都市里生活，或是寻访名山以及赏玩江南园林的人，都习惯这样的观察：眼光的每一个投射处，都有新景物可观，景随步移。

　　然而草原没有。

　　蒙古人前瞻的时候，总是眯着眼睛。他们并非欲看清楚天地间哪一样东西，而是想在眼里装填一些苍茫。

　　城里的人大睁着眼睛看草原，因而困惑。草原不可看，只可感受。

　　脚下的草儿纷纷簇立，一直延伸到远方与天际接壤。这颜色无疑是绿，但在阳光与起伏之中，又幻化出锡白、翡翠般的深碧或空气中的淡蓝。

　　因而草原的风景具备了看不到与看不尽这两种特点。

　　和海一样，草原在单一中呈现丰富。草就是海水，极单纯，在连绵不断中显示壮阔。

　　有一点与海不同，观海者多数站在岸边，眼前与身后迥然不同。草原没有边际，它的每一点都是草原的中心。与站在船上观海的相异处在，你可以接触草原，抚摸、打滚儿甚至过夜，而海上则行不通。

　　在草原上，辽阔首先给人以自由感，第二个感觉是不自由，也可以说局促。置身于这样阔大无边的环境中，觉得所有的拐杖都被收去了，所有的人背景都隐退了，只剩下天地人，而人竟然如此渺小与微不足道。二十世纪哲学反复提示人们注意自己的处境，在草原上，人的处境感最强烈。天，果真如穹庐一样笼罩大地。土地宽厚仁慈，起伏无际。人在这里挥动双拳咆哮显得可笑，蹲下嘤嘤而泣显得可耻。

　　外来的旅人，在草原上找不到一件相宜的事来做。

　　在克什克腾，远方的小溪载着云杉的树影拥挤而来时，我愿意像母牛一样，俯首以口唇触到清浅流水。当我在草原上，不知站着坐着或趴着合适时，也想如长鬃披散的烈马那样用颊摩挲草尖。

　　草原上没有树，所以即使有风也听不到啸声，但衣襟已被扯得飘展生响。我扯住衣襟，凝立冥想。关于克什克腾的一些旧事，譬如霍去病在狼居胥山立碑，康熙大战噶尔丹等等一俱杳然无踪。

　　草原与我一样，也是善忘者，只在静默中观望未来。

　　凹地的青草

　　春凌水漫过的丘陵地，冒出浅青草。春凌实为春天的洪水，带着冰碴，也带肥黑的土。土把这片丘陵地的沙子踩在脚底下，土好像自己身上带着草籽，在无人察觉间悄悄冒出芽。凹处的草芽尤其多，长得高。草像埋伏的士兵，等待初夏冲出去和草原的大部队会合。

　　我在河坝上走，看远处走过来一位羊倌。羊倌肩上背半袋粮食，肋下抱一个旧电视机，几只羊跟在他身后。我弄不清他到底在干什么，是领着羊上公社开会，还是拿旧电视机换羊。

　　三只大羊紧跟着羊倌，脸快贴到他裤子上了。羊好像身在城里的大街上，怕走丢了。从大坝上远望，漫一层河泥的丘陵连接天际，青草像被风吹去浮土露出的绿玉。

　　唯一的小羊羔跟在大羊后面边走边嗅才钻出地皮的青草，似乎检查它们到底是不是一块玉。我觉得羊羔是牧区最可爱的动物。如果让我评选人间的天使，梅花鹿算一位，蜜蜂算一位，羊羔也算一位。羊羔比狗更天真，像花朵一样安静。它的皮毛卷曲，像童年莫扎特弹钢琴时所戴的假发。

　　羊羔嗅一嗅青草，跑开，去嗅另一片草。

　　草和草有不同的气味吗？人不明白的事情其实很多。青草在羊羔的嗅觉里会不会有白糖的气息、蜜橘的气息、母羊羊水的气息？不一样。羊羔不饿，它像儿童一样寻找美，找比青草更美的花。露珠喜欢花，蜜蜂喜欢花，云用飞快的影子抚摸草原上的花。纽扣大的花在羊羔的视野里有碗那么大，花的碗质地比纸柔润，比瓷芳香。花蕊是细肢的美人高举小伞。

　　早春的花还没有开，草原五月才有花。花一开就收不住了，像老天爷装花的口袋漏了，撒得遍地都是。一朵花在夜里偷着又生了十朵花。五月到六月，草原每天都多出几万朵花。鲜花你追我赶，超过流水。五月是羊羔最欢愉的时光。

　　小羊羔干净得跟牧区的环境不协调。羊羔站在牧人屋里泥土的地面，仿佛在等人给它铺一块织着波斯图案的地毯。以羊羔的洁白，给它缝一个轿子也不为过。

　　大羊走远了，凹地的羊羔还在低头看，好像读到了一本童话书，写蚂蚁和蚯蚓的故事。大羊跟在羊倌后面跑，像怕羊倌把电视机送给别人。羊倌走过来。他裤脚用鞋带系着，戴一只滑稽的绒线帽子。我问：“哪个村的？”他回答：“呼伦胡硕村。”我问：“扛着电视放羊啊？”他答：“从亲戚家搬个旧的，安到羊圈里，让羊看看电视剧。”

　　牧区常有像他这样幽默的人。

　　勃隆克

　　雨滴钻进沙漠里就再没出来过。铅色的低云下，沙漠由耀眼的白色变为明黄，好像穿了一件新衣裳。

　　雨在沙漠上一个脚印也没留下，没有滴痕，没有水洼，雨水没了。

　　不一会儿，雨停了，太阳出来，空气立刻蒸发一股潮湿气味。太阳如同开了一个玩笑，拉开铅云的门帘对人们笑，好像在沙漠下雨是个笑话。

　　这个地方叫勃隆克，是沙漠而不是沙地。我自己觉得，草原被耕种、被开垦、被采掘造成的沙化是人插手自然形成的荒漠化，叫沙地。草原表面由草的根须织成的保护层被撕破，土没有根须的保护被风刮跑，变成尘。地死去，流沙成了统治者。而沙漠是另一回事，它是大自然的杰作之一，像河流、岩石、土壤一样，古今如一。它哪儿也不去，只留在原初的家园。沙漠有自己的生态系统，生长只在沙漠存活的红柳（红柳在沙地里活不成，什么植物在沙地里都活不成），有动物和昆虫，也有草。没下雨时，我的手像铲子一样嗖嗖插进沙漠，不到二十厘米，手觉出清凉，铲出来的沙子全是含水分的湿块。

　　鸟飞过沙漠上空，最是好看，即使没读过柳宗元的诗也能体会出“千山鸟飞绝”的意境。鸟飞得太孤单，好像有人从沙漠后扔出一块抛物线的石头。站在沙峰上，风大到人站不住脚。看见鸟在下面逆风飞（顺风早被吹跑了），它抬着胸，几乎站起身子。这样的鸟留一头长发会飘得多么好看，套一件裙子更好看。鸟来这里纯粹是玩来了，像人一样。

　　人从沙的悬崖上如八女投江一般头朝下栽下去，结果变成了长距离的滑行。在沙漠戏耍，没有摔伤、磕伤，沙子有巨大的缓冲力，还干净。

　　人说，七八月份，游人戴墨镜躺在沙子上，用滚烫的沙熨腰，既舒服又治腰伤。当地人用细腻的白沙做婴儿的尿不湿，如猫砂一般。

　　沙漠表面有一层矩阵的花纹，像海浪凝固了，一排距另一排二十多厘米。用手在沙漠里掏玩，边缘的沙子以人眼看不清的速度塌下来，保留顶端均匀的圆形。

　　勃隆克沙漠方圆十多公里，有冰川时期漂来的巨石，石褐色，方形。有一个湖宛然泊于沙漠谷底，蓝色，不沉也不涨。湖里有野鸭子，它们从此岸往彼岸游，脚蹼分出水波的“八”字越划越大。它已游到对岸，“八”的水痕还在，见出湖水的静。我觉得在这里当野鸭子比当人强多了，尽享世间胜景；不用装，但比装拥有更大的美感。湖里的鱼没人捕，蒙古人不吃鱼，鱼在湖底比闹市的人还多。

　　我赞叹的不是沙漠，是胜景。给自然造成灾祸的是土地荒漠化，而不是沙漠。沙漠是大自然的儿孙之一，它一直待在自己的故乡，有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美。

　　布尔津河，你为什么要流走呢？

　　布尔津河像一只长方形的餐桌，碧绿色的台面等待摆上水果和面包的篮子。河水在岸边有一点小小的波纹，好像桌布的皱纹。

　　我坐在山坡上看这只餐桌，它陷在青草里，因此看不见桌子腿。这么长的餐桌，应该安装几百条腿或更多结实的橡木和花楸木腿。小鸟从餐桌上直着飞过去，检查餐桌摆没摆酒杯和筷子。其实不用摆筷子，折一段岸边的红柳就是筷子。现在是五月末，红柳开满密密的小红花，它们的花瓣比蚊子的翅膀还要小。这么小的花瓣好像没打算凋落，像不愿出嫁的女儿赖在家里。红柳的花瓣真的可以在枝上待很久，没有古人所说的飘零景象。

　　来会餐的鸟儿一拨儿一拨儿飞过了许多拨儿，它们什么也没吃到，失望地飞走了。有的鸟干脆一头扎进桌子里面，冒出头时，尖尖的喙已叼着一条银鱼。这就是河流的秘密，吃的东西藏在桌子底下。

　　青草和红柳合伙把布尔津河藏在自己怀里，从外表看，它不过是一只没摆食物的餐桌。为了防止人或动物偷走这条河，红柳背后还站着白桦树。白桦树的作用是遮挡窥视者的视线。青草、红柳和白桦树每次看到藏在这里的布尔津河干净又丰满，心里就高兴，它们竟可以藏起一条河。但它们没想到，布尔津河一直偷偷往西流。表面看，河水一点没减少，仍像青玉台面的长餐桌，但水流早从河床里面跑了。假如有一天青草知道了布尔津河竟然一直在偷偷流，它一定不明白河水要流到什么地方去，还有比喀纳斯更好的地方吗？

　　青草喜欢这里，它不愿意迁徙的理由是河谷的风湿润，青草在风中就可以洗脸。青草身上的条纹每天都洗得比花格衬衣还好看。这里花多，金莲花开起来像蒺藜一样密集。这一拨儿花开尽，又有另一拨儿花开。到六月，野芍药开花，拳头大的鲜艳的野芍药花开遍大地，青草天天生活在花园里。可是，布尔津河你为什么要流走呢？

　　现在野芍药打骨朵了，像裂开的绿葡萄露出山楂的果肉。我用手捏了捏，花蕾的肉很结实，一颗手指肚大的花蕾能开出碗大的花。我想把山坡的野芍药的花骨朵全都捏一遍，好像说我手里捧过百万玫瑰（《为了你，我舍得百万玫瑰》—这是我昨天听华俄后裔张瓦西里唱的俄罗斯民歌），但我怎么捏得过来呢？把花捏得不开放怎么办？草地、悬崖上都有野芍药花。开在白桦树脚下的野芍药花一定最动人，它像一个人从泥土里为白桦树献花。

　　白桦树，你怎么看都像女的，就像松树怎么看都像男的。白桦的小碎叶子如一簇簇黄花，仔细看，这些黄花原来是带明黄色调的小绿叶子。能想象，它在阿勒泰的蓝天下有多么美，而它的树身如少女或修士身上的白纱。当晨雾包裹大地又散开后，你觉得白桦树收留了白雾。我甚至愚蠢地摸了摸树干，看了看自己的手指肚，又用舌头舔了舔—没沾雾，白桦树就这么白。既然这样，布尔津河你为什么还要流走呢？

　　有一天，我爬上了对面的山。草和石头上都是露水，非常滑，但我没摔倒。我的鞋是很好的登山靴，它根本没瞧得起这些草和石头上的露水。登上山顶，看到了我住的地方的真实样子。木头房子离河边不远，像狗窝似的。黑黑的云杉树如披斗篷的剑客，从山上三三两两走下来。更黑的那块草地并不是一片云杉长在了一起，那是云朵落在草地上的影子。

　　布尔津河在视野里变窄了，像一条白毛巾铺在山脚下，也有毛巾上摆着圆圆的小奶球，有一些奶球连在了一起。它们是云朵，这是蒙古山神的早餐。云，原来还可以吃的，这事第一次听说。山神那么大的食量，不吃云就要吃牛羊了，一早晨吃一群羊，还是吃云吧。雾从河上散开，一朵一朵的云摆在河上，山从雾里露出半个身子，准备伸手抓云吃。昨晚下过雨，木制的牛栏和房子像柠檬一样黄。不一会儿，天空有鹰飞过，合拢翅膀落在草地上，想要抓自己的影子。野芍药下个月就开花了，山神早上在吃云朵，偷偷流走的布尔津河把这些事情告诉给了远方的湖泊。

　　让我的坟头青草茂盛

　　让我的坟头青草茂盛

　　北地，当冻土显露黑色，微微有一些潮湿的时候，土仍然坚硬，而草芽已经钻出来了。人实在无法想象，柔软像纸一样的草，怎么能钻透泥土的封锁；无法想象水洗过一样新鲜的草，是怎样度过漫长的冬天的。

　　草在生出的时候，抱紧身体，宛如一根针，好像对土地恳求：我不会占太多的地方。而它出生的土地，总是黑黑的，这是它的产床。黑色总是令人感动，好像泪水盈满了土地的眼眶。草是绿色的火，在风和雨水里扩展。一丛、一丛的，它们在不觉中连成一片。在草的生命辞典里，没有自杀、颓唐、孤独、清高这些词语，它们尽最大的努力活着，日日夜夜。长长的绿袖子密密麻麻地写着：生长。

　　青草出生的土地，散发着草的汗香。

　　惠特曼说，草“是一种统一的象形文字，它的意思乃是：在宽广的地方和狭窄的地方都一样发芽，在黑人和白人中都一样生长”。面对着草，能体会出谦卑的力量、贫贱的力量、民主的力量。这些观念像草一样，在静默中，分分秒秒都在生长。

　　“现在，它对于我，好像是坟墓中未曾修剪的美丽的头发。”（惠特曼）我想起齐白石在晚年也说过：让我的坟头青草茂盛。这句话同样是一句诗。他们—这些洞悉人生的艺术大师，都穿越了生死之门，看到了草的生生不息。坟上青草，是生与死的美丽的结合。齐白石宁静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仿佛看到了自己墓边的绿意绵绵，而把死已然忘记了。如惠特曼说的“这最小的幼芽显示出实际上并无所谓死……生一出现，死就不复存在了”。

　　惠特曼的诗中无数次出现过草，而且他的“话语像草一样朴实”。在他笔下，在密西西比、棉田黑奴、巴门诺克、精神、流动、气概这些汹涌的词汇中，有蓬勃的草叶长出来，缠绕着这些词，如同花环，散发芳香。

　　草垛里藏着一望无际的草原

　　草垛如同干草的房子，但里面不住人，也不住动物。这座草的房子没有厅室，没有门，也没有窗户。我在拜兴塔拉乡住的时候，把一扇没人要的旧门摆在牧民额博家的草垛上，远看草垛像一个蒙古包。额博哈哈大笑，说你是一个热爱家的人啊。

　　那些日子，我没事绕着草垛散步。额博的老婆玉簮花说，狐狸才这样围着草垛转，假如有一只老母鸡在草垛里抱窝的话。

　　我不在意玉簮花的玩笑，她脸上布满雀斑像一个芝麻烧饼。

　　额博有三个草垛，它们是牧畜过冬的牧草。现在开春了，三个草垛只剩下一个，额博家的牛羊在六月份青草长出来之前靠它维生。草垛如一只金黄的大刺猬，蓬松着蹲在瓦房前。房前停一辆蓝色的摩托车，洋井上挂着马笼头。我观赏这个草垛，并不因为它是牛羊的口粮，也没想跟牛羊抢这堆口粮。我在惊异—见到草垛我每每惊异，这么多草从土地割下，一绺一绺躺在一起。草从来没想过它们会像粉条似的躺在这里吧？

　　我从草垛上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草原上的草不躺着，它们站立在宽厚的泥土上，头顶飘过白云。早上，曦光从山顶射过来，草尖的露水闪烁光芒，好像手执刀剑。六月末，大地花朵盛开。花朵像从山坡跑下来，挥动红的、黄的和蓝的头巾。城里人习惯用花盆栽花，花在家具之间孤零零地开。草原上，大片的花像没融化的彩色的雪。花朵恣意盛开，才叫怒放。开花只是草在一年中几天所做的事而已。

　　野花夹杂在草里，和草一同嬉戏。花朵如一群小女孩，甩掉鞋子跑到了草叶身后捉迷藏。明明没有风，却看见草叶的袖子摆动。草浪起伏的节律，让人想到歌王哈扎布唱蒙古长调的气息。歌者把腹中所有的气吐尽，吸气时喉间颤动。气息沿上颚抵达颅顶，进入高音区并轻松地进入假声。这种演唱方法如草浪在风里俯仰，深缓广大，无止息。在哈扎布的演唱中找不到一个接头，找不到停顿或换气口。像透明的风，一直在呼吸却听不到风的呼吸声。

　　风在草里染上了绿色，它去河水里洗濯。风的绿色沉淀在河底的水草上。水草的大辫子比柳枝还要长，在水里得意地梳自己的辫子，散在斑杂的石子上。水草根部藏着鬼鬼祟祟的小鱼。这些泥土色带黑斑的小鱼只有人的指甲那么长，不知会不会长大。草原的深处，暗伏很多几米深的小河，有小鱼小虾。

　　草对于草原，不是衣服，更不是装饰。草是草原上最广大的种族，祖祖辈辈长于此地。白云堆在天上，如一个集市。如果地上没有草，剩下的只有死寂。草把沟壑填满，风里飘过一群群鸟的黑影。小河如同伸出的胳膊，上面站立白云的倒影。草的香味钻进人的衣服里，草的汁液浸泡马蹄。

　　草们如今成了额博的干草垛。它们一根挨一根躺在一起回忆星光和露水。摸一下，草叶刷刷响，在夏天草发不出这样的声音。我在心里算这些草在草原能占多大的面积，十亩？还是五亩？算不出。只好说，它们是很大一片草。草绿时分，蝴蝶在上面飞，像给草冠插一朵花，过一会儿又插到别的草冠上。草窠下面爬过褐黄的大蚂蚁，举着半只昆虫干枯的翅膀。不远处小河在流淌，几乎没有声音，水面光影婆娑。花朵高傲地仰起头，颈子摇动。月亮升起后，草叶沾满露水，如同下河走了一圈。

　　如今它们变成草垛，变成一个伪装的房子，身边放一个油漆剥落的旧门。我像狐狸一样围着草垛转，嗅干草的香味。干草的甜味久远，仿佛可以慢慢酿成酒。

　　干草

　　干草堆积在仓房，像瓷器沉静地放在花梨木的格子上。干草在这里呼吸、低语，气味微甜而遥远。

　　干草通过回忆把泥土、河流与夏夜的故事讲述了一遍，既干净，又质朴，而它自己惯常发出这么一种甜味。像小米一样浅黄的干草，露出金子把闪亮褪去的黄色，如高级丝绸的质地。它发出的芳香，比青草隐逸。

　　我喜欢躺在仓房的干草上，架着二郎腿，想各种奇怪的事情。干草在身体下面发出响动，比纸好听。我想，我躺在多少青草上面啊。那些青草在夏天飒飒起舞，开过上百朵的花儿。

　　可是在夏季，闻不到青草准确的味道—河水、羊粪甚至蛙鸣都混入空气之中，青草的气味成了细小的呼喊。而这里，仓房里传出草的合唱，淡黄色富有光泽的和声，还有弦乐。一丝丝不绝如缕的甜味，自然是小提琴的独语。

　　从仓房木板的缝隙向外看。现在是初冬，雪在低洼处晾晒衣裳，庄稼被收走了，谷茬划出长长的垅线；天变得浅蓝，像被晒了一个夏天，有些脱色；狗在没有庄稼的地里慌慌张张地跑，追逐落在树上的乌鸦；白雾只有脚踝那么高，像大地披了一件衣裳。

　　仓房很暖，虽然以后就会冷了。放上一张床，加上煤油灯、猎枪和一本辞典，就能安度悠闲的日子。仓门半开，看日影一点点拉长，门口的猫望着远处犹疑不决。慢慢地，干草的气味钻进衣服和人的身体里，让人清爽健壮、咳嗽响亮；肺里的废气都被干草撵跑，脸色因此红润。

　　我想象，舅舅仓房的干草里藏着一本日记，记着民初的事情，有多少大烟被土匪抢走，村里的某某实为某某的私生子。而后从草堆里找出一把毛瑟枪，克虏伯所造，已经锈了，还有湖绉手帕裹着的一绺女人的头发，以及地图、鼻烟壶和掏耳勺；把仓房的门用力一关，上面掉下一函清朝王爷呈蒙藏院的密札。

　　然而，这多不可能。干草是昭日格图舅舅和我芟割的，还有朝鲁。我们在西洼地芟草的时候，马车一侧的轱辘陷进田鼠洞里，翻了，使朝鲁的脑袋缝了六针。在放干草之前，仓房堆着铁犁、马鞍和朝鲁结婚用的组合家具。去年，我在巴林右旗的查干沐沦村住了一个秋天。

　　根河的夜

　　蒙古史诗《江格尔》里写道：江格尔是唐苏克·蚌巴可汗的孙子，乌琼·阿拉德尔可汗的儿子。江格尔在银白色的额尔敦山的南麓建了一座金宫殿，这座宫殿很高，“离白云只有三指宽的距离”。《江格尔》还说，在江格尔身边围绕着十二员虎将和八千个宝通（野猪）。这么多野猪围着江格尔做什么呢？说下去我们才知道，野猪是江格尔对手下勇士的命名。谁作战勇敢，江格尔就命名他为勇敢的宝通，并允许他住在金宫殿里。

　　在根河行走，我每每想起这句话—“离白云只有三指宽的距离”，这是从肚脐眼到下面关元穴的距离，跟一位身高一百六十厘米的亚洲女人的鼻长差不多。根河的云朵从养狐狸的砖房的屋脊后面升起，离屋顶的烟囱只有三指宽。云朵掉进根河的流水里，离山杨树的倒影只有三指宽。根河境内森林密布，白云好像从世界各地赶过来到这里定居，享受荫凉、鸟啼和干净的河水。从云彩的形状看，有的云正在山脚下卸行李，有的云在天空寻找降落的草地。云在根河的天空显得十分拥挤，而且没有空中管制。有些云互相冲撞却毫发无损并合并为同一朵云，像把一桶水泼进了河里一样。

　　到夜晚，事情发生了变化。我到根河时值七月，之前这里连下了好几天雨，大地上多出来好几千个水泡子，草原开满了小黄花和白色的野芍药花。在根河市住下来大约在晚上九点，天空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黑透。粗略说，大地已经笼罩在黑夜里，而天空依然澄明，与黝黑的土地分割清楚。如果你愿意把这一种天色称为深蓝也不算错，但找不到蓝色，只是不黑而已。夜里，天空的云朵明显少了，这证明我所说的云彩来自世界各地的判断很对，它们经过长途跋涉，需要歇着，找地方扎自带的帐篷睡觉去了。夜空剩下的孤零零的云彩只是一些梦游者或掉队的云。我看到，这些云竟然是黑色，它们有黑檀木那样沉着的黑色却不是乌云。所谓乌云是雨云，云层很低，连成片，移动迅捷。而这几朵黑云高悬天心，悠然不动。我明白了，这是根河独有的夜景。这里的天空不黑，白云缺少光的映射，变成了黑云。

　　在这样的草原上夜行，见到远处弯曲的河流白亮如练，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那是白雪堆积在河道。上个月，也就是六月，我在新疆的喀纳斯漫游，看到野花盛开的草原的某一处山坳堆积白雪。这些雪好像与夏季无关，该化的雪在五月份已经化了。但在根河，闪着耀眼白光的河流只是河流，白光只是天光。此景让我非常留恋，黑黝黝的树林和草地里，弯弯的河流闪着白光，白光的尽头即天际分散着寥落的星星，仿佛是河流的尽头。

　　夜深了，我沿着公路往城里走。四处虫鸣，那一种晶莹的唧唧声，如同露珠在喊叫。露珠大概在和离自己“三指宽的距离”的另一颗露珠谈恋爱，它们的身子缩进圆圆的脸里，偎在草叶的掌根微笑。虫鸣如同黑暗的草地里藏着一万块瑞士手表，嘀嗒嘀嗒，咯达咯达，手表的齿轮在赛跑，看谁在天亮时跑到树尖上。城里也有一条河，当地人说这是从激流河引出的支渠。但我看它还是一条河，宽约七八十米，水不深，在鹅卵石的河床里哗哗流淌，水声传出几百米外。

　　再往前走，闻乐声。循声来到一个广场，见到篝火晚会。看了一会儿，得知这是鄂温克人敬火神的聚会。几根松木支成帐篷形，人们把浇柴油的劈柴塞进松木下的空隙里，火焰熊熊。质朴的鄂温克男女老少手拉手围着火堆起舞。他们先是一个大圈，后来变成里外两个圈。里圈人步伐急骤，外圈人的动作迟缓一些。好像所有的民族在开蒙初期都有围拢火堆舞蹈祭祀的习俗。火焰驱赶寒冷、黑暗与野兽，熟化食物。如果没有电和电脑电视，北方的各族人民现在可能都在围拢火堆跳舞呢。人的脸膛被火光照亮，手拉着与被拉着的认识与不认识人的手向一个方向移动。音响传出的鼓声如同你的脚步声，这比上网有趣多了。鼻子闻到燃烧的松木味道，我抽空看一眼天上那朵黑云，但是天已黑透，像沥青的大锅把小黑云煮化了，整个天空被一个盖子扣严了。我们都跻身一个黑暗的罐子里，等明天的天空把盖子打开。

　　根河真是很小，我往回走的时候，又闻到了树林的气息。这是樟子松、落叶松、白桦林和山杨树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其中掺着土壤腐殖质与河流的气味。灯光明亮的街道上竟然传来了林区的气味，真是幸运。根河小镇是大兴安岭怀抱的小小的孩子，是藏在蓊郁的大森林里的几条街道而已。

　　河边的灯心草

　　美国作家爱伦·坡说：“他听得见夜在黄昏时刻把黑暗倾泻在大地的声音。”我忘了是在哪本书上读到过他这句话，此刻突然想起来。但我听到的是另一种声音—风把草叶上的露珠倾泻在大地上的声响，那些露珠原本在柔软的叶子上站立着，可以滚向任何一个方向，但哪儿也没去，等待在阳光中蒸发。我来到贝尔茨河边之后，风拿着镰刀收走了这些滚圆的露珠，好像怕我拿口袋把露珠装走。

　　根河这个地方有许多河，而我好奇的首先是大兴安岭山麓有许多地方以河命名。根河市北面连接黑龙江省的漠河县与塔河县。根河市内有金河镇、牛耳河镇。全市两万平方公里面积内，河长二十公里以上的河流有三十七条，河长四百多公里的根河经过这里汇入额尔古纳河。这里有金河、牛耳河、乌鲁吉气河、敖鲁古雅河与激流河。贝尔茨河是激流河原来的名字，鄂温克语。这些河不是上级划拨下来的，现在上级手里没河了。河北省基本没河，只剩下北。有河的地方必有丰富的植被，根河市森林覆盖率为80%，居内蒙古自治区之首。大自然赋予他们这么多河流，是由于森林丰饶。反过来也说得通，大自然赋予他们丰饶的河流，孕育了这么多森林。根河市介绍本市，说这些森林资源“是典型的国有林区”。我看不出这些树和每一棵树具备国有的典型特征，它们都是大自然的子孙并为人类造福。

　　贝尔茨河即激流河从森林的尽头流过来，黑松林与宽阔的河床之间有柳树的屏障，河水平静广阔，看不到激流。河水流近之后，水面现出一团团旋涡。这些旋涡好像锦缎长袍上的团花，如篆书寿字的图案；也像剪纸作品牛身上旋转的花纹，表示牛身上有毛。旋转是大自然的一个谜，人与动物身上的毛发都沿旋转方向排列，否则长不出来。花的信子与花瓣都按旋转方向伸展与生长，太阳月亮都在旋转。阴阳鱼的太极图案抓住了这一特征—旋转。太极图还揭示了生长的另一个特征：阴中有阳，阳中寓阴。阴极阳生，反之亦然。河上的旋涡在表达水的力量。人把手伸进河水里，即知水流不是一股力量，而是千万股力量。河只在表面平静着，而它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千百种力量冲突的结果。人说河水东流，但并不是每一股水都想往东流。水有自由的意志而无统一的念头，它们本意是向四处流，包括上岸逛一逛，但多种力量统合把它们变成了河流。还由于地势与月亮的吸引，它们才变成向东奔走的河流。河流未尝想流，它也可能想变成一个湖或钻进地下休眠，是各种力量推着它走，使它流动，继而灌溉农作物，把鱼群捎到远方产卵，让淤泥成为下游的沃土。

　　旋涡好像是河流开的花，像西瓜那么大，它绽放一秒钟即消失，身边冒出新的旋涡的花朵。河有河的想法，河羡慕河边那些花。在根河的森林和草地上，大朵的白芍药花旁若无人地盛开。外来的旅游者潜意识在这样想，这么好的花怎么没人采呢？想着并摘下一朵花。摘花人往前望，大白芍药花开到了目力所及的大片土地上，多不胜数，于是他失望地扔掉这朵不幸的花，只往眼睛里装填景色和花。河流羡慕这些花，河流急急忙忙地奔走，没时间在河水里培育一朵花，就用涡流假作花的圆形，好像是向日葵的黑白素描画稿。做一朵不像，河流把它丢弃，再做一朵新花。就这样，河水边流边制作花朵，直到流入额尔古纳河乃至北冰洋。河流的一生竟如此短暂。如果一条小溪从山里流入北冰洋算八十岁的话，八十岁很快就到了。这一生它只流过几片草原，绕过几座山峰，做过一些记不清数量的涡流的向日葵花。

　　贝尔茨河岸边不光有野芍药花，在我看来，好看的要数灯心草的花。灯心草，又叫蔺草、龙须草。草茎像棕刷一样直立在黄泥和白色的石块间。我并没想用这些草刷我的衣服和鞋，我喜欢它的花，像一群红色白色的叶子攀爬草顶的山峰。有一种灯心草开紫心白花，如一堆蝴蝶在草尖上开会。它们的花瓣好像蜜蜂狭长的翅膀，五六片聚在一起开花。灯心草长在河边，它比别的草更熟悉河流。人所看到的河流只是河流平常的样子，灯心草看过贝尔茨河霜降时分的落日，碧草结了一层白霜，尽头是翻滚着落日的贝尔茨河。谁见过夏夜的河？星斗的数量刚好与虫鸣相对应。谁见过初雪时的河流？雪片如蝴蝶飞进黑黑的河水里取暖。灯心草在河畔度过春夏秋冬，最熟悉贝尔茨河的表情。

　　以《诗歌手册》传阅全美的诗人玛丽·奥利弗在《华兹华斯的山》中写道：“曙光抚过冻草的每一片叶子，叶子一片片燃烧起来，一齐烧出这片美景。那些寂静的挺立的草变成了魔杖，包裹在光的临时的衣服里。在这个清晨，我再也没看见任何别的东西，或者别的动的东西。狐狸的脚印就在我的脚印的前面，在霜地里开出一朵朵花。四下却见不到狐狸的身影。”借奥利弗的句式说，在这个清晨，我再也没见到任何别的东西，只有灯心草，它在破晓的晨光里竖立金灯，花瓣如被灌木刮住在枝头飘舞的镀金的羊毛，贝尔茨河转着金色旋涡流向大桥的另一边。

　　河对岸的星群

　　阿荣旗境内河流多，眼前这条是阿伦河。夜色下，岸边茂密的树林像披着黑色斗篷的巨人睡着了，阿伦河水猫腰从他们鼻子底下流过。夜色如毯子盖在河岸的草地上，盖住了不知多少野花。

　　早上，我来到河边的时候，草地被野花占领了。天刚亮，野花已精神抖擞站在那里，披一身露水，好像一宿没合眼，等一个盛典。太阳每天升起来都是盛典，新鲜光亮，野花知道，人不知道。花朵以细细的身子支着大大的脑袋，它们的面庞比人类肉质的脸更纯洁。花的面孔不讲五官讲瓣，三瓣、四瓣、五瓣的花脸都比肉好看，像能旋转。花的表情只有一种：笑。花朵除了在雨里哭泣之外，其余的时光都在笑，笑弯了腰。真不明白花到底在笑什么。晨光射入草地，被雾阻挡，景象朦胧。花朵从斜坡的草地上跑向河边，仿佛去梳洗。蓝的花、白的花、黄的花高出青草，凝视河面微颤的波光。河水在早上蜿蜒流远，天边的山峦不是青山，而是玫瑰山。树尖在白雾里冒一点头，如波涛里的礁石。大地苏醒了，四处沾满湿漉漉的露水。

　　眼下是夜里十点钟，阿伦河发出白天听不到的响声，似咕噜噜滚东西，又像嘻嘻哈哈偷笑。山峦和树丛被夜藏进包裹里，活动的物体只有河流。河如不流，水面嵌满星星。星星趴在水面的时候特别怕被打扰，一片被风吹落的树叶或鱼儿翻身都会拆碎星星。水流淌，星星在水里被捣成了星星酱，波浪上隐约只剩一层白光。

　　这时，对岸燃起篝火，火光照亮了一棵老树。它必定是榆树，鄂温克人和满族人都崇拜榆树，老榆通灵。不一会儿，鄂温克人围拢老榆树跳舞，歌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头几天，我们在那吉镇参加广场篝火晚会，转圈跳舞的有好几百人。鄂温克人单纯，无论老幼，都如纯洁的儿童，他们尊崇大自然，信仰舍沃克神、铁神和奥卓尔神。他们在篝火上扔一些马鹿和犴的油脂，冒出的香味会让舍沃克神高兴。萨满法师敲鼓，舍沃克神也高兴。猎人们趁舍沃克神高兴，把灰松鼠—最好是尾巴带白尖的灰松鼠皮—在火上抖几抖，神会赏赐给他们更多的松鼠。

　　歌声越来越大，夹杂鼓声。篝火边上跳舞的鄂温克人的蒙古袍被火光映照得十分鲜艳。我沿着河往那边走，走了几百步，被柳树挡住路。鄂温克人脸庞清晰，被火光照成红铜色，舍沃克神看到会更高兴。河流在我眼前静止不流，也许停下脚步看歌舞，也许水深无澜。大颗的星星浮在河面，仿佛来自对岸。星星优雅地泡在水里，我替它们说：“凉快、太凉快了！”星群当中应该有大熊星座。鄂温克人敬畏熊，他们管公熊叫爷爷，管母熊叫奶奶。现在，大熊星座的爷爷奶奶们在河里洗澡，鄂温克人在篝火边上跳舞，河水一动不动，灰松鼠在树林里偷窥，把白尖尾巴藏在树叶里。

　　后退的月亮

　　在乌兰扎德噶，我中止了早上跑步的习惯。所谓草原并不平坦，草下面的地势深浅摸不准，容易崴脚。跑步招狗叫。狗只见过牧区的马跑，没见过人跑，它急躁地告诫你停下来。第三是我回答不出牧民兄弟的提问：“你跑什么？什么东西丢了？”我不好意思说这是锻炼身体。他会问：“身体还用锻炼吗？干活就行了嘛。”我告诉公社的厨师，我跑步是跟美国总统布什学的，他六十多岁还在跑步，很坚强。厨师回答我：“你说的这个总统我听说过，他吃饼干噎昏过去了，霍日嗨（可怜哪），他的精神不正常。”

　　为了保持精神正常，我改为晚上走步。沿西拉木伦河岸往东边走，月亮刚好从宝格达山顶上升起来，把路照得清清白白。

　　山上的月亮，称之为白嫩也是可以的。它别无所依地停在海底一般深蓝的夜空，好像拿不准要不要继续向上升。不升是对的，月亮现时的角度恰好俯瞰西拉木伦河在夜色里的清明。河如静止，与月对望。河上漂过一片叶子，把水中的月亮从中间划开。月亮摇荡几下复原，比刚才更白。

　　河水在远处分为两岔，铺开犄角似的银白光带。河水浅处，微凸搓衣板似的网，拦截水里的碎银子。鱼从河面跳出来，“啪哧”一声，传得很远。同伴吉雅泰告诉我，鱼打架。我听了疑惑，鱼还打架？黑天还在打？同伴说：“鱼最不是东西，特别是草鱼，爱捣乱。”我说：“那就把草鱼全都抓起来吧。”吉雅泰笑了，他是分管政法的副苏木达（副乡长），说派出所里没有网。

　　夜鸟从灌木中惊醒。它们有夜盲症，没飞多远又落下，嘎嘎叫，明显在抱怨。月光照亮了沙地的蜥蜴，它出溜出溜爬，扭着尾巴，我特想踩住它的尾巴。小时候，我跟父母住五七干校，祸害过它的尾巴。这种不文明行为源于一个传说，说蜥蜴掉了尾巴自己能安上。传说造孽，蜥蜴哪有这个能耐，它又不是张悟本。

　　好看的是草叶上的露珠。草在后半夜才结露珠，透明的露珠在月光下变得莹白。远看，草披挂周身珠宝，摇摇欲坠。这哪是草？每一株都是君王，琳琅锦绣。

　　我跟吉雅泰走了很远的路，却见月亮一步步向后退。人往前走，月亮向后撤。你停下，它也住脚。我们绕过宝格达山，月亮退到了沙金山顶上。月亮怕人啊，吉雅泰说。

　　走牧区的夜路，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坏人都在城里面，这里只有淳朴的、已经睡觉的牧民。大自然也睡了，留下月亮看守天庭。沼泽里传出鸟叫，如青蛙的叫声。吉雅泰说这不是鸟，是虫子，在树上像蝉一样刮翅膀。

　　月色越发白净，牧民的房子看上去比白天矮了，毛茸茸的。如此明澈的夜空，看得见细长条的云彩。云彩想把星星藏起来，但星星在云后偷偷露出了眼睛。

　　“我的精神还正常吧？”我问吉雅泰。他说：“正常，但你不应该穿皮鞋出来，露水把皮子都溻软了。”还是不正常，我心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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