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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个大公案北京干神州专车挣钱吗，至今北京干神州专车挣钱吗，爱好历史的人们还有很浓厚的兴趣来探讨争论。这个公案就是：曾国藩为什么不乘打下南京的机会挥师北上，直取北京，推翻清王朝，自己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坐上龙廷做皇帝？

　　在许多人看来，曾国藩应该这样做。第一，北京干神州专车挣钱吗他有这个实力。湘军集团号称有三十万人，战斗力强，是当时第一号强大的军队。第二，皇帝是满人，曾国藩反清，做的是光复汉室的大业，是义举，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第三，历史上这样的事很多，曹氏父子、司马氏父子、李渊父子、赵匡胤兄弟都这样做了，也无可厚非。

　　事实上，打下南京后，面对朝廷表面风光而实际上极不信任的险恶局面，以曾老九为后台的吉字营高层的确弥漫着强烈不满甚至反叛的情绪。野史记载，这些人有过一次集体劝进，但遭到曾氏态度明确的拒绝。不只是打下南京的那一段时期，自从有湘军的十余年间，便不断有人向曾氏献过蓄势、自立、取而代之等策略，而曾氏则一次次地表示他决不接受的坚定立场。

　　对曾氏的这种态度，在他去世一百多年里，以负面评价占主流。不少人为曾氏遗憾，更多人则持尖锐的批评，认为曾氏是要做清王朝的铁杆忠臣，这是忠于一家一姓的小忠，是自私的表现；因为这种小忠而延缓了腐败的满清王朝的灭亡，是以自私而害公利。有人据此而全盘否定曾国藩这个人。这种批评，看起来大义凛然，实则片面肤浅。

　　作为一个出身低微的世代农家子弟，曾氏不反清，固然有对朝廷感恩戴德的一层原因在内，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曾氏乃孔孟之道、程朱之学的信奉者。他心中的榜样，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是圣贤。他虽然最终也没有做成一个彻底的圣贤，但他从二十多岁开始，便一辈子行走在奔向圣贤的道路上，在努力做着圣贤事业。与圣贤事业对应的是豪杰事业。豪杰事业的顶点，便是做一个新朝代的开创者。如果曾氏要做新朝代的开创者，他必须得先做两件事：一是否定朝廷，二是重开内战。

　　几十年来，他对朝廷说过无数句好话，表过无数遍忠心。现在要否定朝廷，彻底背叛自己的过去，这是最大的不诚，最大的欺人欺世。如果要自立为帝，便得与朝廷摆开一个你死北京干神州专车挣钱吗我活的战场，几十万血肉之躯将要在战场上厮杀丧生，几千万无辜百姓要蒙受战争带给他们的惨痛损失。十几年战事，已经使得国家元气丧尽、民不聊生，自古以来的粮仓江南居然公开出卖人肉，老百姓的苦难到了何等地步！曾氏多次对儿子说战争是造孽的事，要儿子千万不可涉猎兵间。如果为了自己做皇帝而重开战争，这是最大的不仁，最大的残生害命。诚与仁，是圣贤的最突出的标志。曾氏若要反清自立，则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摧毁这两个字，那也就彻底摧毁了自己几十年的圣贤追求。

　　这种摧毁，在历代那些强权政客那里或许不值得丝毫惋惜，因为他们可以由此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但在一个真正的理学信仰者眼中，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是宁可去死也不能接受的。正是因为此，曾氏不反清自立。他不想去做顶级的豪杰，他要以诚与仁来维护自己的圣贤信仰。

　　那么，究竟是做豪杰好呢，还是做圣贤好呢？回答是肯定的，无论是从曾氏个人利益而言，还是从人类文化价值而言，圣贤都要远远高于豪杰。

　　曾氏如果要做顶级豪杰的话，第一，他实力不够。湘军集团号称有三十万，但曾氏的嫡系只有吉字营和水师。打下南京后，吉字营从上到下全盘腐败，再无战斗力，而在北方打战，水师则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第二，湘军内部有强大的反对力量。湘军内部山头重重，各个军营只听命于本营统领，并不完全服从曾氏的统一调配。湘军集团的组合是建立在保卫朝廷这个基础上，倘若这个基础失去了，就立刻会出现大分化大改组。湘军的力量也就大大削弱了。第三，朝廷已做好了严密布防。从湘军诞生那天起，朝廷对这支汉人军队就是又用又疑。打下南京的第二天，江宁将军富明阿便住进南京城。不远处镇江驻扎着绿营中最能打仗的冯子材部。蒙古铁骑僧格林沁马队已奉命南下。一旦南京城内有变，这三股力量便会很快集结起来，共同对付曾氏人马。其最后的结果，多半是以曾氏的失败告终。曾氏的下场将是杀头灭族，成为第二个吴三桂。

　　至于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努力做圣贤的曾氏对社会对历史的贡献更大。

　　所谓圣贤事业，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铸造人类美好的内心世界、构建人类和谐的社会环境，让人类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中生存、发展与繁衍。中国古代圣贤将它称之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这实际上也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愿望。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圣贤，其实就是健全美好人格的化身。人人都健全美好，社会自然和谐共生。无论多么轰轰烈烈的豪杰事功，无论多么惊天动地的好汉作为，在它的面前都是次要的。就拿这场战争来说，咸丰三年打下南京，是洪秀全、杨秀清的大事功；同治三年收复南京，是曾氏兄弟的大事功。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南京的这种一失一得究竟有什么意义？倒是在这得失之间，死去的几十万生命，以及被毁灭的无数人类文明遗迹，成为永远不能弥补的损失！

　　曾氏以他的大诚大仁，践行了他自青年时代就立下的“笑谈都与圣贤邻”的诺言，一百多年来，他因此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励志榜样，成为一切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的楷模。近年来的国学热中，曾氏更受到国人的普遍重视，他的智慧人生成了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笔宝贵遗产。这是曾氏对文化的重大贡献。所以说，以功成身退来向世人昭示自己一贯的圣贤追求，远远要比做顶级豪杰即皇帝为好。□唐浩明（这是作者在“唐浩明作品典藏系列”首发式上的演讲）